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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国维新史学的根基深植于传统之上，它是一种继承中的创造，以经学为起点，史学为归宿。当王国维从辛亥年开始经史转向后，对于经学及附于经学之上的小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它们被王氏视为学术之根柢，“发温经之兴”成为了新的学术起点。从此，在经学方面，王国维开始由经宋学走向了汉学派；由演绎经学典籍中的哲思，走向了以考订为主；由不遵经学家法到逐步深入乾嘉堂奥。但是，以乾嘉为学术基础的王国维，在经学研习中并不轻视宋学，而是汉宋并重。从近代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看王国维的学术，它是一种新材料与新问题下的新发展。 关 键 词：王国维 经学 新史学 学术转型 作者简介：王刚(1971-)，男，江西省南昌市人，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古代思想与文化等研究。 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历来为学界所公认。尤其自辛亥年后，他转治经史之学，以“二重证据”之法董理古代资料，被奉为“新史学的开山”①。王国维的史学以考订见长，长期以来被视为新史家中的考证派巨子。②众所周知，考证之学兴盛于清，就时间而言，以乾嘉时代为高峰期；从内容来说，以释经为主。所以，王国维的史学成就与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之间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他的很多成果正是在清代经学家的基础上推进产生的。为此，笔者不揣浅陋，以王氏的经学路向为切入点，观察在其新史学的构建中，这一传统学术因素占据何等地位，对于王氏的学术发展起到何等作用，以至于如何转化为新的学术资源。并希冀通过这一个案的探讨，更深切地观察和体会近代学术转型中的知识理路及学科范式的转换。 一 王国维学术转向中的经学面貌 在王国维的一生中，曾发生多次学术转向，王氏弟子徐中舒将他的“为学次第”分为四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次转向，此期进入了王氏的学术“自创时代”，“成从古未有之盛。”③王国维为人所称道的史学成就，就完成于这一时段，并且伴随着王氏的经学大转型而来。 这一关键期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随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开始致力于古史研究，此后日渐享誉学坛，直至1927年投湖殒命。在这一时期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本的五年。在王国维1916年返国前的四五年间，他在此地一直沉潜于经史、小学之中，笔耕甚勤，为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国维曾追忆道：“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变化滋甚。”④“变化滋甚”中最引人注目处，当数为了古史研究的深入，开始系统地研习经学和小学，尤其是认真研读《十三经注疏》。在1913年3月给缪荃孙的信中，王国维表示：“日读《注疏》一卷，拟自‘三礼’始，以及他经，期以不间断，不知能持久否？”11月，他再次提及此事，说道：“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⑤ 辛亥前的王国维，学术兴趣主要在哲学和文学上，经学不是他的研习重点，三十岁时，他对自己早年的学习经历作过如下的回顾： (小时)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时，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⑥从“不喜《十三经注疏》”到“发温经之兴”，对于一代学术大师来说，绝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被“不喜《十三经注疏》”这样的自白所牵引，学界多忽略王氏辛亥前的经学或国学修养，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王氏到日本后才真正开始这一领域的学习。有学者这样评说道：“王国维治国学，时间很短(连学带干才十六年)，但成绩很大。”⑦此处所论及的国学就是经史之学，“十六年”指的是辛亥后王国维三十六岁至五十一岁离世这一时段。王氏早已言明，少年时购“前四史”为“生平读书之始”，那么，这里所谓“连学带干”的国学应是刨除了史部之学的经学，及附之于经学之上的小学了。然而，如果三十六岁时才开始研习艰深晦涩的经学，无论怎么天才，也无论如何勤奋地“连学带干”，要取得如此震烁古今的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地理解研习经学与《十三经注疏》的关系。 《十三经注疏》无疑是经学研究的基本典籍。尤其是清代汉学，正是在注疏文本上得以发展建立，一系列师法、家法的知识基础肇基于此。然而，通往经学之路并非仅此一途，王国维少时治举业，对于经学的另一支——经宋学的“四书五经”系统当不陌生。在早年的哲学及文学研究中，他引经据典，经文文字信手拈来，在论述中国哲学问题时，如在《论性》、《释理》、《原命》等文章中，宋儒的经说也往往可见。“发温经之兴”，其实已经说明，这是一种“温故而知新”的研究，而不是从头开始的学习。换言之，王国维虽在少时“不喜《十三经注疏》”，但并非意味着他不熟悉经学，再说这套书他至少已翻阅一过，倘使束书不观，不喜之感何来呢？所以，对于这类典籍他从来不曾陌生，只是对于《注疏》尚未下力而已。他曾对人说：“维于经说、小学素乏根柢，赴东以后始致力于此。”⑧此处需引起注意的是，王氏所言“素乏根柢”的不是经学，只是“经说”，主要是汉唐之后的经疏。在《周礼注疏》读毕后，他曾在《注疏》本上做一跋语：“此时注意于疏，而于经注反觉茫然。”⑨换言之，以前的王国维曾注意于经文经注，而忽略了疏，由此可见，王国维读《十三经注疏》，是有选择性地“补课”，即在对经文了然于胸的前提下，关注于经说，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而非全体茫然，从头来过。由此完全可以说，辛亥前的王国维虽不侧重经学研究，不遵从清学传统路数，但对经学的了解是充分而足够的。转向后，王国维更加苦心研经，为此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温经”成为了学术新起点，“温经”后的王国维在学术上有了极其明显的变化。 就经学典籍的研读来说，转向前的王国维对于阐发义理的《周易》、《中庸》等颇为倾心，“温经”之后，最关注的典籍成了“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及《尚书》，“温经”即从“三礼”的研读开始。王氏希望借此以探明古代制度，为古史研究打下第一块基石。就经史的研读成绩来说，转向后的王国维最大的学术贡献当在古史新证，提出了为后世所称道的“二重证据法”，在这种地上、地下资料的交互论证中，甲骨、金文的释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王氏的古文字学成绩倍加推崇，许多人将其视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基点。如有学者曾这样评价道：“王国维的最大建树是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而古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古文字学，其立足点在小学。”⑩ 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中，小学是附于经学之下的一门学问，为治经的利器及途径。罗振玉、王国维则将小学推进为了古文字之学，二者实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故而，从传统学术的视角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将王氏的小学及古文字学的研究，看作其经学研究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无论是小学还是古文字学，都是治经史之学的工具。王国维非常明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在读“三礼”《注疏》的同时，开始研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加上不时向罗振玉请教古文字学，(11)此路一通，学术精进。但是王国维也很明白，文字学只是工具，是释经考史所必需，他曾说：“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先治古文字学……(小学及古文字学)其有益于释经，固不下木简之有益于史也。”(12)这句话清楚地点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先治古文字学”，是为经史之学的三代研究做准备；二是这种治学工具“有益于释经”。从一定程度上说，研习文字学，就是治经的需要，在一封给日本学者的信中，更清楚地点明了这一想法：“近年治礼，旁及古文字。”(13)所谓“旁及”，正说明了这种研究是为了解决经学研读的需要，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字之学与王国维的经学研究都息息相关，它由经学研究引出，为经史考订服务。 在署名罗振玉，实则王国维自撰的《观堂集林》序中，(14)曾这样总结王氏的研究目标：“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此段文字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考订古史中典章制度的创设及其原因，即所谓“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二、为达成这一目标，必须以“文字声韵”的小学功夫为基础。三、这种研究的成效当与西汉传经的伏胜、申培等同，即恢复经学典籍的真实面貌，而不是简单的注释阐发。毋庸置疑，以上三点都必须扎根于深厚的经学基础之上。所以，经史转向后的王国维特别看重经学(包括小学)水平的提升，在日本的“温经”及各种研习，皆为此而发。在他看来，经学是学术的根基所在，他必须尽力补上这一学术短板，否则将难有所成。总之，随着经学在王国维学术中基础性地位的确立，它逐渐由边缘转入了核心地带，成为了所谓的“根柢”之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