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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郭沫若：《十批判书》，第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②如周予同将王氏定义为“考古派”史学的代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此文收入《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周氏观点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但影响颇大，如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就沿用周说。此外，在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中，王国维被作为“考证学派”代表而出现；林甘泉则说：王国维的研究，“标志着近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开始创立”。(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96(2)) ③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198—19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④袁英光等编：《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4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⑤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5、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⑥王国维：《自序一》，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4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⑦李零：《我读〈观堂集林〉》，载《书城》，2003(8)。按：这里的“国学”一词在使用上易引起歧见，王氏在辛亥前治词曲，从一定意义上看，也是国学研究。 ⑧王国维：《致柯劭忞(1917年)》，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32页。 ⑨赵万里：《王国维先生年谱》，第17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⑩袁英光：《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评传》，第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1)赵万里：《王国维先生年谱》(第17页)中说：“先生读三礼时，又圈读段茂堂《说文解字注》一过。”王国维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则说：“东渡后，时从参事问古文字之学。”(《观堂集林(外二种)》，第18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王国维：《致缪荃孙(1914年7月17日)》，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41页。 (13)钱鸥辑：《致铃木虎雄——王国维佚札七通》，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第13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按：此札所引文字写于1913年6月27日，为第六通书札。 (14)关于这点，可参看李学勤《观堂集林(外二种)·前言》。 (1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7)王国华：《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序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8)戊戌变法前后，王国维在《时务报》社工作期间，曾从康有为的学生欧渠甲处，学习和了解了康有为的有关理论，关于此点，可参看陈鸿祥《王国维传》第38—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王国维曾说：“道咸以降之学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外二种)》第720页) (20)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观堂集林(外二种)》，第721页。 (21)张舜徽：《考古学者王国维在研究中所具备的条件、方法与态度》，见氏著《中国史论文集》，第16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22)可注意的是，王国维在日本“温经”为学术转向的重要标志，然而，他几乎不与罗振玉讨论《十三经注疏》的研习情况，经学问题一般只在讨论古文字之学时兼及而已。事实上，“罗、王之学”能成其为学，新学术能与旧学，尤其是经学实现沟通，主要得力于王国维。 (23)《致缪荃孙》(1913年11月)，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7页。 (24)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一卷，第388页；第三卷，第44页；第一卷，第30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5)俞樾对王国维的早年影响，或许可以用心理学上的“童年经验”理论来加以省察，关于这点，张广达曾经这样评说：“早年的术业选择和感情寄托往往对一个人的后半生的选择起着规定性的作用……(王国维)作出了回归国学的选择，或许即当以此‘条驳’为张本。”(张广达：《王国维的西学与国学》，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此外，俞樾以“落花春仍在”一句闻名学界，并号“春在堂”。王国维亦极重落花意象，投湖前曾书《落花诗》若干，这也是否与俞樾有内在的精神联系呢？ (26)陈鸿祥：《王国维传》，第21页。 (27)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续编》，第71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 (28)《观堂集林(外二种)》，第8页。 (29)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30)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第43页)中曾这样说道：“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 (31)《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2页。 (32)王国维对于学术史及方法论有特别的关注，非常注重对学派、学者的选择性继承，如他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就特别提到“择术之慎”(《观堂集林(外二种)》，第721页)。 (33)王国维：《国朝学术》，见《王国维学术随笔》，第10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4)《观堂集林》罗序。 (35)转引自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9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按：汪喜孙为汪中之子，王国维对汪中之学一直比较熟悉，对于汪喜孙的书应该也读过，他对戴学两派的划分或许就是受此启发而来。 (36)蔡尚思：《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追忆王国维》，第317页。 (37)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后序》，见《观堂集林(外二种)》，第712页。 (38)《罗振玉〈国学丛刊〉序》，见《王国维学术随笔》，第232页。按：此为辛亥年后王国维代作。 (39)《观堂集林(外二种)》，第720—722页。 (40)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论学集》，第201页。 (41)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234页。 (42)《致缪荃孙》(1914年7月17日)，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页。 (43)王国维在《〈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观堂集林(外二种)》，第872页)中，他曾赞扬张尔田与孙德谦“读书综大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其实这也是夫子自道。 (44)《朱子语类》卷十《学四》，第1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45)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论学集》，第201页。 (4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1页。 (47)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这样说道：“至于并世学者，未必以我辈为异于(今文派)庄述祖诸人也。”(《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2页)按：庄述祖为今文派中兼治古文字者。 (48)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10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49)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王国维论学集》，第403页。 (50)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1)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序》，见《观堂集林(外二种)》，第181页。 (52)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序》，见《观堂集林(外二种)》，第180页。 (53)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序》，《观堂集林(外二种)》，第180页。王国维应用器物学眼光去看待宋代金石之学，对当时的学界有重要影响，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新学人的赞同。参看李济：《中国古器物学新基础》，载于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4)(55)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论学集》，第205、204页。 (56)谢崇安：《简析早期甲骨学方法论的渊源》，《殷都学刊》1998(3)。 (57)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丛稿二编》，第2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8)《王国维论学集》，第207页。接续这一思路，并将史料意义推至顶峰的傅斯年等人则明确指出，有了新材料后，“破坏了遗传的问题，解决了事实逼出来的问题，这学问自然进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史语所集刊》创刊号，1928年10月) (59)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见《观堂集林(外二种)》，第260页。 (60)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说：“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未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观堂集林(外二种)》，第267页) (61)当然，在近代史学转型发展中，材料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新问题”，李济说：“假如我们以现代科学的立场谈中国古代的文化而论其原始，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何种资料可以根据着作讨论的起点。”(李济：《试论中国文化的原始》，李光谟整理，李济著：《考古琐谈》，第172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对于这一问题，前面已有论及，所以不再展开。 (62)除王国维重构古史，侧重于史料的李济等人希望以锄头挖掘出古史的真面目，郭沫若等致力于重现古代社会。而胡适则宣扬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1919-12-01)。 (63)吕思勉说：“所谓古史与近史之分，大略以周秦为界。”(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见《吕著史学与史籍》，第10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4)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3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65)《观堂集林》罗序。 (66)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自序》，见《观堂集林(外二种)》，第885页。 (67)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载《历史研究》，2000(4)。 (68)王国维：《〈殷虚文字类编〉序》，《观堂集林(外二种)》，第871页。 (69)王国华：《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70)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观堂集林(外二种)》，第721页。 (71)梁启超：《〈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见《追忆王国维》，第99页。 (72)张广达：《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见《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49页。 (73)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学》，载《近代史研究》，1998(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