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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之必变”与“取宋学途径” 前已论及，王氏深为推许乾嘉学术。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39)中，王国维将清代学术分为三期，他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并认为乾嘉是“全盛时之学”。然而，无论如何辉煌，学问之变却是必然之势，是“时势使之然也”。从这一角度来说，“道咸之变”有其合理性。但道咸以来盛行的今文派，其最大问题是挣脱“成法”，过于主观，难符学理，所谓“颇不顾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言可以情感，不可以理究。”换言之，“道咸之变”在学术上是不成功的。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必须越过“道咸”，在“乾嘉”原点上进行学术之变。 王国维说：“今者时势又巨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那么，当新一轮的学术之变就要到来时，在遵乾嘉“成法”之外，当取什么新路径呢？ 在王氏看来，就传统资源而言，立基于乾嘉之上开出的新学术，能补其不足者当为宋学。他认为，宋学是具有近代特质的学术，所谓“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40)。在“学术之必变”时代，从中吸纳学术营养应是上选。那么，如何从这一资源中“温故而知新”，使传统学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呢？就经学路向而言，宋学给王国维的学术影响主要有三：一是在考据中加入宋学的义理取向，以对经义构成完整的理解。二是宋学中疑古、疑经思想的影响。三是利用新材料治古器物、古文字学。 众所周知，在经学史上，就考据与义理的关系来说，乾嘉汉学的发生在于宋学义理有余，考据不足，所以清儒重拾汉学，阐明古训，注重考释功夫，以小学明经学。这种学术最主要的作用在于探源明流，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在反对宋学空疏的同时，许多清儒斤斤于饾饤之学，以此标高。执著于此，则学术易走入另一极端：变得破碎而无当。关于此点，王国维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 雍乾以后，汉学大行。凡不手许慎，不口郑玄者，不足以与于学问之事。于是昔之谈程、朱、陆、王者，屏息敛足，不敢出一语。至乾嘉之间，而国朝学术与东汉比隆矣。然其中之巨子，亦悟其说之庞杂破碎，无当于学，遂出汉学固有之范围外，而取宋学途径。(41) 这一观念产生于王氏经史转向之前，那时他正沉迷于哲学，希望从乾嘉汉学中探研出宋学关怀所在，他选择的是汉学家中最具哲学思考的戴震。许多年后，当王国维已放弃哲学研究，转入经史之时，宋学并未为其所“吐弃”。在日本温经时，他“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说”(42)，实是宋、清并重，此后他虽深入乾嘉之中，但主要是取其“以小学通经”的门径，并加以扩展，至于经学大义，则另有所取。事实上，王国维虽对乾嘉考据多所推许，但对于理学及经义的价值更为看重。王氏从来就不是一个为考据而考据的人，对事实之上的关注，一直萦绕于心，这一点从他当年对哲学的痴迷中即可见一斑。故而，深入乾嘉之后，他入于考据，但绝不陷于此。一个基本事实是，王国维不屑为章句之儒。(43)而一般而言，宋儒的研经目标为穷理，因而更注意“所以然”，朱熹曾说：“大抵学者读书，务要穷究。”(44)“取宋学途径”就能在整体上把握住学术方向，而不至于歧路丛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氏的学术路径是借助清学以达宋学。 宋学重义理的特点，必然带动哲学的思考，学术的独立性自然随之增强，敢于怀疑成为宋学的主要特点，这也使得在宋代疑经、疑古成为风气。王国维非常赞赏这种去其依傍，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45)从诠释角度来看，摆脱汉唐经说，直接面对经文，往往能直达先秦文化的内核。当然，由南宋入明后，宋学末流师心自用，束书不观，则走入了另一极端，与经学大义越来越隔膜，这也催发了清代汉学的兴起。反观清学，一般来说，乾嘉派大师大都立足于汉注，一方面深入经籍中钩沉出大量隐没不清的经义和事实，另一方面，又最终被郑玄、许慎之学所束缚，不敢有所突破。 概言之，乾嘉汉学之优在基础的扎实，其弊则在破碎拘泥。牵拘于汉注，不敢有所怀疑，或疑之不勇，终究难于逾越经注藩篱。所以当古文派之弊日益显现，时势剧烈变化之下，道咸以来的今文学兴起，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不得不有如科仑布其人者别求新陆，故在本派中有异军突起，而本派之命运，遂根本动摇，则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矣。”(46)很自然的，较之古文派笃信汉注，当作为反对派的今文学“理有固然”地大盛学界之后，一个重要的学术特征就是：疑。他们大疑古文派奉为圭臬的东汉之学，转信西汉今文学，并加以附会发挥，形成了晚清以来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同为推新敢疑，这一学术性格上的相似点，曾使得罗、王一度被世人认为是今文同道。(47) 王氏的疑古无疑有着宋学的渊源，晚清今文派呢？有学者说：“晚清的疑古思潮反而是继承宋学的。”(48)认为今文派也有宋学背景。在此，我们要问的是，同为继承宋学怀疑精神，王国维与当时的今文派有何不同呢？ 不同在两点：一是门户问题。讲门户是整个清代学界的特征，当古文派以汉学反宋学时，走上的就是一条日渐剥夺宋儒经学话语权的道路，而今文之起，并非返宋以纠汉，实质上还是汉学派内部的异动，只是以今文攻击古文而已，它一样不理睬宋学的成就，门户比之古文派更窄更严。而王国维的学术中最反对门户，他在青年时期就大声疾呼：“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目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49)二是在精神上承接的流脉不同。今文派虽不主宋学，但在精神气质上的确与宋学有几分相似，走至极端，空言多于征实，疏狂之风接近陆王后学，贺麟曾指出，康有为“前后比较一贯服膺的学派仍是陆王之学……颇与王学末流猖狂的一派相接近”(50)。而王氏是不大讲陆王的，他对于宋学推崇的是濂、洛、关、闽的理学派，尤其对朱子十分礼敬。这种学风更为厚实，注重在“道问学”上培养根柢。所以，同是疑经、疑古，同是与宋学有关，王氏是知识性的承接，是学问之道的必然；而今文派更多的是从陆王气质上延续下来的推倒一世的气概，及两军对垒式的勇决。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疑古与义理皆是学术精神上的传承，宋学中对王国维产生学科范式影响，并直接加以传承的则是金石学，它被王氏视为宋人开创的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王国维说：“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一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51)在古文字学的研究中，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是把宋儒与清人之说共为参考比勘，并认为宋以后的清学没有将此道推至更高峰，这不仅与清儒的认识大为异趣，也隐然以承续绝学而自任。我们知道，清代的经学、小学之盛，曾带动了学者们对金石及古文字学的研究兴趣，但是对于宋代的学术成绩，清儒是很不以为然的。所谓“国朝乾嘉以后，古文之学复兴，辄鄙薄宋人之书，以为不屑道”(52)。清人的骄傲当然不是毫无理由，他们在训诂考释方面的成绩，可谓超迈前朝，精密程度总的来看远在有宋一朝之上。然而，王国维以为，清人如果因此看不上宋代学术那就有失偏颇了，仅就以金石考订经史来说，宋人贡献并不在清儒之下，他说：“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亦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吴诸家不能出其范围。若其穿凿纰缪，诚若有可讥者，然亦国朝诸老所不能免也。”(53)尤为重要的是，宋儒在关注金石材料时，一、能将其与纸面材料结合起来，“既根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54)。二、专注于释经的清儒，对于金石仅仅注意到它的“著录考订”；而宋代金石学对于器物的形制、尺寸等颇为留意，并发展出图谱之学，这种治学路数，清儒中仅有程瑶田加以接续。(55)这就直接启发了王国维关注于地上地下的材料互证，故而有学者说：“罗王之学的二重证据法，实源自宋代金石学，再下迄乾嘉朴学。”(56) 总之，王国维以乾嘉学派为“学术之变”的起点，以开放的心态承接宋学遗风，在传统学术的继承与整合中，为走向近代学术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