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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条驳”俞樾到“程、段之学” 在学界，“罗、王之学”一直为人所称道，王国维的新史学即建基于此。它由罗振玉发之，王国维成之，王氏的成果最为代表。其最大特点，概言之，以古器物及出土文献，与典籍结合进行研究，将旧的金石之学拓展为了器物学，由传统小学发展出了古文字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甲骨学、金文学、简牍学等各种新兴学问，并最终形成了世所称道的“二重证据法”。陈梦家曾总结出“罗王之学”的六大特点，其中居前的两项为：“熟悉古代典籍”；“承受有清一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15)。由此可以看出，“罗王之学”虽然是新方法、新学问，然而，根子却扎在传统的经学、小学之上。 研究经学绕不过清代，经学是清代最盛的学问。梁启超说：“清学自以经学为中坚。”(16)毫无疑问，王国维的经学研究自当立基于清。在清代，经学界分化为今文、古文两大阵营，到了王国维时代，这两派虽有融合之势，但总体上还是泾渭分明。其中古文经学自乾嘉学派以来，偏重于语言及事实的考订，以求是、求古为旨趣，巍然成为正统派。而今文学则接续常州学派余绪，以西学比附经义，偏好阐发微言大义，发扬经学致用一面，从魏源、龚自珍以来，到康有为集其成，对传统的古文派发起了猛烈的挑战，使得学风丕变，经学营垒一裂为二。王国维的经学研究偏向的是古文派，与乾嘉之间一脉相承而又有突破。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在总结其兄的学术成就时说：“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17) 王国维为什么没有入今文学呢？他在青年时期对于西学涉入甚深，今文派的微言大义与其哲学追求也颇有相应处，而且他很早就接触了康梁之学。(18)道咸以来的这种“新学”，(19)对他不能产生学问上的吸引力，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今文派过于追求致用，对于为学问而学问的王国维来说，实在难于接纳。二是以学问为手段，与学术的求真性必然相距甚远。王国维曾批评魏源、龚自珍道：“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20)然而，王氏所追求的正是要“尽如古人之真”，要能够达成“以理究”的学问，毫无疑问，王国维的经学立场只可选定在古文学派，推崇以考订细密著称的乾嘉诸老，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从日本“温经”之始，王国维的这一学术方向就已大定。此后的日子，是他培实根基，继承和超越乾嘉诸老的阶段。王氏日后的许多成果，不仅带有深厚的乾嘉汉学痕迹，甚至就是在乾嘉的基础之上加以补订扩展而来，可以说，从辛亥之年学术转向以来，王国维一步步深入了乾嘉堂奥，将考订之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选择学术路径是一种知识立场的认同，其基础在于具备一定的了解，王国维进入乾嘉之学也是如此。但学界对此问题多有忽略，甚至有学者说：“王氏对于乾嘉朴学家作学问的方法与途径，原来是很隔阂的。”(21)认为王国维经学基础薄弱，并将王氏对乾嘉朴学的了解归于辛亥之后罗振玉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转向后的王氏学术以考订、征实为特点，不是简单的放言大论，面对着艰涩的经学资料，如果在此方面没有相当的知识积累，想在短期内迅速后来居上，成为一代宗师，谈何容易？(22)在“温经”过程中，王国维曾这样告诉缪荃孙：“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一参校者，臧、洪诸君非不通礼学，而疏漏如是。”(23)对于董理《十三经注疏》的阮元、臧庸、洪震煊等人的学术状况如数家珍。不仅如此，在他沉溺于哲学、文学研究时，曾著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参考过戴震的《戴东原集》、《孟子字义疏证》；阮元的《揅经室集》；在《宋元戏曲考》中引焦循之言；从《曲录》自序中可知，王氏已翻阅了《焦氏丛书》；在讨论老子及屈原问题时，多引汪中之论，对于汪氏的《述学》颇为熟稔，(24)等等。需要留意的是，在这些人中，戴震为皖派开山，其他诸人则大都为戴学门下。这就提示我们两点：一是王国维在经史转向前对于乾嘉之学是熟悉的，只不过不够系统深入，他的侧重面在哲学、文学等问题上。二是对于乾嘉诸老及其后学，他原就特别偏重戴震学派，这成为了他日后考订之学的学脉所在。 总之，如果把辛亥年之后的学术转向作为王国维走向乾嘉的正式起点，此前早已是伏流暗涌，渊源有自。倘要历史地追溯这一进程，至少应从王国维年少之时“条驳”俞樾开始。(25)因为王国维生平第一部学术著述就是经学方面的，是专为“条驳”古文经学大师俞樾的《群经平议》而作，时为1894年，当时年仅18岁。(26)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当年轻气盛的王国维“条驳”俞樾之时，既展现了一代才俊的大胆和才学，另一方面，也在无意中开启了一条未来的经学之路。俞樾是走戴学路子的古文派大师，直接承接的是高邮二王之学，有学者指出：“俞氏为学，远绍休宁戴氏一脉，而近窥高邮王氏父子家法。”(27)王国维在辛亥年之前就已经关注戴学，应非偶然。 对于俞樾的关注，王国维一直没有中断。虽在沉溺于哲学、文学的青年时期，对于俞樾或有忽视，但在学术转向后，此一脉路重被接续。在《观堂集林》第一篇《生霸死霸考》中，王氏评说道：“(过去的错误)相承二千年，未有觉其谬者，今德清俞氏(樾)，作《生霸死霸考》，援许、马诸儒之说，以正刘歆，其论笃矣。”(28)在自己最重要的论集中，在首篇高度赞扬戴学后劲俞樾的开辟先导之功，承认自己在其基础上接续研究。然而，当王国维由此走向戴学的时候，选择的路径却不是俞樾深为致意的高邮二王之学，甚至也不是祖述戴震本人，而是程瑶田和段玉裁。1916年2月，罗振玉在给王国维的一封信中，以“戴段”来比拟、激励王国维。(29)习学术史者皆知，“戴段”的提法为当时学界的惯称，亦可称之为“戴段二王”，(30)是世所公认的戴门一派的学脉。王国维在回复的信中，先论及自己的小学及古文字研究，然后说道： 此事唯先生知我，亦唯我知先生。然使能起程段诸先生于九原，其所能知我二人，亦当如我二人之相知也。(31) 必须注意的是，王国维没有从众人之说，反将“戴段”改成了“程段”，将其奉为罗、王的学术知音。这一改不是随意而为，它既反映了王国维自己的“择术”之道(32)，更体现了“罗王之学”与乾嘉的关系问题。 前已论及，王国维在学术转向后以三代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方向，这促使他首先关注于“三礼之学”。在清儒中，戴学所长正在于此，不仅戴震深研礼学，戴门之下“本其方法”，于礼学研究成果丰硕，可谓积薪而上。从事于经史研究的王国维，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同时也注意到，戴震虽然在体系上“博大精深”，但在具体研究中“著述亦多未就者”、“未为精确”，礼学“无成书”。换言之，要接续乾嘉方法，必须从研究更精密的戴学门下入手。王国维将戴学分为两大派：认为：“戴氏之学，其段、王、孔、金一派，犹有继者；程氏一派则竟绝焉。”其中程氏，即程瑶田，与戴震虽为同学，但王国维认为，他的学风来自戴震，所谓“程氏与东原虽称老友，然亦同东原之风而起者”，而且比之戴震，程氏的方法更值称道，“兼据实物以考古籍……精密远出戴氏其上”(33)。 在清儒中，程瑶田的确是位很有特色的学者，他以古器物来印证经说，重视实际观察，“以目验辅之”(34)，这样就能逐渐摆脱纸上材料的束缚，在一心只钻故纸堆的清儒中，此种风尚颇近宋儒，不仅为王国维所推崇和发扬，且成为了“二重证据法”的学术来源之一。清儒汪喜孙在《从政录》中说：“今之经学书，无过《通艺录》、《经义述闻》二种。”(35)汪氏所言的《通艺录》及《经义述闻》分别为程瑶田和王引之的著述，此处代指二人之学，换言之，汪喜孙将程、王作为戴学的两大代表。那么，王国维又何以换为程、段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术空间的开辟。如前可知，程氏的学问特色在“名物”考订，王国维在新材料的解读中，正能接续此道。王、段则都是小学大师，且高邮王氏的精密程度不在段氏之下。王国维教人读经时还曾建议：“首先要读高邮二王的四大著作。”(36)但为什么在为学路径上，要舍王而取段呢？我们知道，高邮二王的成就主要在训诂和音韵上，而段氏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字学，《说文解字》经他之手，已巍然成为一门清代显学。高邮王氏的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是就“罗王”所研究的新材料，如甲骨文来说，显然段氏的学问更有接续性。王国维曾说：“使世无所谓古文者，谓小学至此观止焉可矣。”(37)这里所说的“古文”指的是甲骨，这种新材料的解读需要由《说文》之学进行上溯研究，段氏之学正大可用武，而高邮王氏之学则只能处于“观止”地位了。所以王国维说：“小学之奥，启于金坛(段氏)，名物之颐，理于通艺(程氏)。”(38)不仅将戴门的小学宗主易王为段，并在“温经”之始，同时研读段氏著作。此后，这种重名物和文字之学的特点一直伴随着王氏学术。要之，接续程、段，为“罗王之学”找到了以旧入新的学术生发点，王国维的学术具创造性而不失根基，正在于这种继承中的创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