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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王国维的学术无疑是近代的，他一次次的学术转向，正反映了时势巨变之下，一个学者的内在成长与反应。在这种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王国维最终选择了新史学作为自己的学术归宿。今天，当我们来探寻这种学术走向的内在理路时，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王氏新学术的根基深植于传统之上，它是一种继承中的创造，而这种继承的起点则是传统学术的核心：经学。 由前可知，当王国维从辛亥年开始经史转向后，对于经学及附于经学之上的小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它们被王氏视为学术之根柢，“发温经之兴”成为了新的学术起点。从此，在经学方面，王国维开始由经宋学走向了汉学派；由演绎经学典籍中的哲思，走向了以考订为主；由不遵经学家法到逐步深入乾嘉堂奥。值得一提的是，“发温经之兴”前的王国维，是醉心于哲学及文学之人，并坦承少时“不喜《十三经注疏》”，这使得学界中有一误识，认为王氏的经学起步于辛亥转向之后。但事实是，王氏不喜的只是汉唐经说，他不仅对于经学及清代乾嘉派有着充分的了解，并曾醉心于考据，在年少时条驳俞樾，为此后走向经学及考订之学打下了知识基础。此后的“温经”也就自然是一种“温故而知新”的学术行为，是对此前学术轨迹的一种接轨与转向。 深入经学之后的王国维，以清代乾嘉古文派为自己的学术基础。在其学术进路上，就历史渊源来说，从条驳俞樾到关注戴震及其门下，使其逐渐走向戴学。就研究取向而言，戴学深于“三礼”，而这正是王国维史学研究的起点，因而戴学也就成为了他的学脉所在。王氏对于戴学的承接是有选择性的，他以研究成果更精密的戴学门下为承接点，以注重器物的程瑶田，及《说文》学巨子段玉裁为自己的学术宗主，将其成果发展至古器物学及古文字学之上，地上、地下材料因此得以疏通。要之，深入乾嘉的学术进路，为王国维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厚实的经学和小学基础，并在“程段之学”的承接中，找到了新的学术空间。这样不仅将乾嘉考订之学推到了一个新阶段，更开辟了“罗王之学”，为新史学的发展建立了根基。 然而，乾嘉汉学毕竟是传统学术，在近代眼光之下，其破碎之弊日渐显现。就传统资源来说，“取宋学途径”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王国维看来，宋学是一种具有近代特质的学术，对其接续不仅可以弥补清学，也是与近代学术接轨的一种创造性继承，所以以乾嘉为学术基础的王国维，在经学研习中并不轻视宋学，而是汉宋并重。宋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影响了王国维的经学路向：一是在考据中加入义理取向，祛除考订中的破碎之弊。所以王氏的学术是入于考据，又出于考据之外，在事实的厘定中，对“所以然”及经义、礼意等特别致意，是一种借清学以达宋学之路。二是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的疑古、疑经的学术立场。这种立场表现在破除门户之见，取朱子学精神，这就和近代以来的今文疑古派拉开了差距。三是承接宋代金石学的学科方法意识，用新材料治新学问，重视器物的非文字特点，突破纸面束缚，发展出了新的古器物、古文字学，建立起了“二重证据”的学术基础。 从学术特点来看，王国维的新史学是以旧开新，由旧入新之学。将其放置近代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它无疑是一种新材料与新问题下的新发展，但它又根植于传统，以经学为起点，史学为归宿。就经学之旧与史学之新来看，在新材料上，王国维具有强烈的学术敏感性，他重视一手材料，但同时注意在纸上材料尤其是经学、小学中扎好根底。在新问题上，他打破了经学视域，将经学引入了史学之路。在世界视野和近代眼光下，注重“传古”之功，由疑而得信，以可信的材料为重建古史而努力。为此，在方法范式上主要有两点：一是建构材料与信史之间的牢固联系。二是以史学系统来重构经学材料。 总之，王国维的新史学牢牢地立基于旧学之上，并与其经学路向产生了深刻的学术互动。毫无疑义，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王国维具有相当的自觉意识，他面对新问题，利用新材料，使经学走上了近代史学化道路。他承继前人，开启新路，中国学术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