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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昌发表了《日本侵藏秘史——日本有关西藏的秘密报告和游记》《近代外国驻藏机构及其官员的活动》《英、印驻噶大克商务代办及国外探险西部西藏小史》《英国秘密档案中记载的印度华侨陆兴祺》《英国秘密档案中记载的民国初年护理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兼论印度华侨在维护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39年希特勒派往西藏的使节》[35]等文，可惜末文有重复发表之嫌。 王炎撰文[36]考述了法国传教士梅玉林(Brieux, Jean－Baptiste－Hoaore, 1845年～1881年)1881年在四川被杀的所谓“梅玉林事件”，继而认为“达格顶(大盖顶)”为事发地点，而非房建昌所说“梅玉林被杀地点为夹霸(坝)”[37]。在美国侵藏史研究方面，梁劲泰、李碧宪的《美国干涉西藏的历史过程》，李晔、王仲春的《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的由来》和李晔、张杨的《“离岸平衡手”与遏制中国——兼论美国东亚安全战略下的西藏政策》[38]比较重要。 国际关系史专家黄鸿钊发表不少有关帝国主义侵藏研究的论文，(20)其中《英国侵藏战争和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述略》首先介绍了英国由印入藏殖民路线渗透的罪恶历程，继而描述了侵藏战争爆发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了西藏人民抗英战争失败的原因：一是清政府奉行可耻的妥协主义的方针；二是藏军缺乏训练、武器落后、装备不足、纪律松弛；三是藏军战略、战术有失误。最后，作者描述了西藏大门被英帝国打开之后《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过程始末及主要内容，从此该约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则用大量事实揭露了1904年荣赫鹏率军侵藏的罪恶阴谋，叙述了侵藏战争的酝酿、进行过程及其严重后果，同时讴歌了西藏人民英勇抗敌的英雄壮举。 宋黎明撰文考述了西姆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在考述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的诸多因素、逃亡后的复杂形势、英帝对藏政策的强化——阿波尔远征、民国初年的西藏问题之后，对西姆拉会议召开的整个过程以及会址、会议代表人选、代表权限和头衔、会谈方式等给予了描述和分析，认为“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应该而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39]。但由于时代局限，当时治藏过程存在着某些缺陷，比如未能把握好剿抚的分寸，未能在对外交涉中持强硬立场等[40]。 针对民国时期“西藏独立论”，石硕撰文指出，西藏方面在1913年产生的强烈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是当时弥漫于西藏的由清末腐败统治而激起的仇汉情绪的一种反映，是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产物，数年之后又开始改变这一立场，具有很大的情绪色彩和非理性因素。民国期间西藏一系列独立倾向，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强烈地表现于对英国殖民势力的依赖，其相应行动也都无一不依仗以英国为首的外国殖民势力。但西藏方面对英国怀有的领土野心和利益渗透，始终保持着警惕和防范，因而对英国的依赖实际上是有限度的。所谓西藏的“独立”既未得到其内部的一致认同，也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那种认为西藏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以后即已获得“独立”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文章认为：“帝国主义未能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表明西藏与内地之间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达到了无法割舍的地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由于西藏自身的社会特点及其文明的内涵所决定的，是不可能以民族分离势力的意志为转移的。”(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