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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缘起(3)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 元青 参加讨论

    社会学、人类学留美生的中国问题研究,更体现了以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在民国时期社会学、人类学留美生写作的33篇中国问题博士论文中,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论文占了绝大多数。其关注的中国社会问题十分广泛,包括了中国社会控制、中国家庭制度、劳工问题、汉民族及少数民族问题、移民及文化适应问题、犯罪问题、教堂管理问题、乡村合作及乡村生活乡村重建问题、慈善事业、鸦片问题、地方社会福利问题等等。更是紧密呼应了民国时代战乱频仍、政治失序、社会问题成堆的现实状况,希冀能用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借鉴。正如孙本文所说:“盖正当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如何满足人民之需求,解除环境之侵迫,以谋妥善之调试,此则社会学者与有则焉矣。”(14)其中,陈达的《中国移民之劳工状况》、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孙本文的《美国对华舆论之分析》、吴景超的《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祝世康的《中国劳工运动》、吴文藻的《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严景耀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冯汉冀的《中国亲属称谓指南》、林耀华的《贵州的苗民》、杨懋春的《中国集镇和乡村生活》等,都直接针对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其“以谋妥善之调试”的社会应用、社会改良特色非常显著,也成为中国早期社会学、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对于撰写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的初衷,1929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后来曾回忆说:“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学说》。我写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因为思想上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仰和追随,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国民革命高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故写了这篇为国宣传的论文”,“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想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之后,这种“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的理念延伸到博士论文写作中,他写作《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的主要缘起,就是要“注意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15)。吴的学生、1940年拿到博士学位的林耀华后来也回忆说:“当时的青年与现在处境不同,一脑袋的救国思想。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氛围下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找出中国贫弱的‘病根’是很多青年人追求的目标。”(16)杨懋春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前言中开宗明义指出,自己之所以写作研究中国乡村问题的题目,就是因为其时“乡村复兴运动在国家重建计划中越来越重要”,而“对中国过去和现存的乡村生活进行科学和全面的研究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基础”(17)。吴文藻、林耀华的回忆,杨懋春的“作者前言”,无疑都反映了社会学、人类学留美生热衷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的心路历程。
    如果说留美生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充分体现了其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旨归的价值取向,那么,其对中国历史、哲学、宗教等传统学术问题的探讨,则更多地体现了留美生与西方争夺汉学(中国学)话语权、提高中国学术研究地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雄心壮志,同样是一种学为己用、为祖国服务的学术报国情怀。胡适的《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也译为《先秦名学史》)、冯友兰的《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吴国桢的《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陈荣捷的《庄子哲学》、齐思和的《春秋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翁独健的《爱薛传》、邓嗣禹的《张喜与1842年的南京条约》、周一良的《唐代密宗》(也译为《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史景成的《春秋时期的国际法》、吴于廑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王权与法律》、杨联陞的《晋书食货志译注》、朱士嘉的《章学诚对中国地方志历史编撰的贡献》等,都体现了这种学术价值观,成为研究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的名篇佳作。
    有学者曾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在海内外各成风气,各有不同的路径。在欧洲主导近代世界思维的背景下,域外汉学不仅自成体系,甚至有超越和制导本土研究的趋势(18)。此种态势与近代以降中国国势衰颓、处处仰人鼻息的大背景相勾连,使向以讲求“通经致用”、怀抱学术报国理想的中国海外学子难免耿耿于怀,深以为耻。以蒙元史研究内容《爱薛传》为题目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翁独健曾在回忆自己的元史研究缘起时说道:陈垣先生在给燕京大学学生讲课时曾谈到,19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这种“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的状况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翁独健深以为然,此信念亦成为他日后选择蒙元史题目做论文的重要缘起(19)。以《18世纪中国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陈受颐,多年后在一篇访谈中也谈到自己追求中国成为国际汉学中心的抱负,他说: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学术研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国外汉学家读中国文献有自己的局限,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甚至要争取主持的机会”,要把中国“造成一个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不会被曲解,才会使世界的汉学家获得一种正确而可靠的研究结果”(20)。也正是这种抱负,成为支撑他从写作中国问题博士论文到终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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