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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写中国题材学位论文这一现象，同时代的许多学人颇不以为然，甚至一些有留学经历的学术与文化大家对此也颇多讥讽与批评(40)。其实，客观说来，在西方用西语写中国题目，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其意义与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对西学东渐有好处。西方理论与方法指导下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带回国内，对推动中国学科的现代转型、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有奠基与开创之功，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经济问题、法制问题等诸多问题的解决或改良也提供了有益借鉴。第二，对中学西传有裨益。这些研究，充分体现了留学生的学术功力，为国外学术界和其他读者详尽展示了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堪称宣扬中国与中国文化形象的生动教材。第三，对个人的学术发展与职业前途有帮助。其研究，保持了个人的学术趣味，延续了原有的学术基础，与研究国外问题比，对奠定个人未来学术地位更有助益。从我们上述分析的留美生研究中国问题缘起看，他们无疑都是朝着这些方向努力的。 需要说明的是，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的缘起，从总体上说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的需要与自己的学术兴趣相结合，成为他们选择研究课题的决定因素，而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的影响则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过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民国时期留美生的中国问题研究选题，折射了一代海外学子的学术追求，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殊的学术风貌。从这些丰富多彩的研究选题及其缘起中，后来者或许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注释： ①关于对近代留学生中国问题博士论文的研究，有以下成果值得关注：一是李喜所主编的《中国学科现代转型丛书》(8卷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分别研究了近代留学生与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建立发展的关系，对近代留学生的博士论文有所涉猎，但缺乏对其中中国问题博士论文的专题探讨；王伟的《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细致研究了中国近代留学欧美各国的法学博士群体，对其博士论文情况亦作了扎实考证，惜对中国问题博士论文着墨不多；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以近代留学生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为中心，对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阐述，对探讨留学生经济学研究旨趣、研究内容较有参考价值。 ②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Them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ew York,1927,1928,1934. ③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Them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Foreword,1927. ④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1905-1960,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ino-American Culture Society,Inc.Washington,D.C.,1961.此目录后被节录收入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三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全文收入《袁同礼著书目汇编》第三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⑤参见王伟：《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⑥论文题目的翻译，充分借鉴了学术界的惯常译名，其中经济学、法学领域的论文题目，主要使用了邹进文、王伟论著中的翻译。 ⑦不少论文题目在学科范畴上似可两属。如谢保樵的《中国政府：1644-1911》、吴其玉的《中、俄与中央亚细亚》，既可放在政治学领域，也可放在历史学领域；曹作忠的《现代教育中的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以中国后革命时代情况为中心》既可放在教育学领域，也可放在政治学领域；陈兆鲲的《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1644-1911》、陈维屏的《清代中国海关的发展1644-1911》既可放在历史学领域，也可放在经济学领域，不一而足。 ⑧袁同礼目录出版于1960年，其时论文作者基本上都健在，不少人尚处中年，故目录中只记载论文作者出生年代，且错误较多。 ⑨其中，仅有5篇论文答辩于1910、1911年。故袁同礼目录基本反映的是民国时期留美博士生的研究状况。 ⑩张彭春：《论中国教育之现代化》，崔国良等编：《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11)陈友松：《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导言》，方辉盛、何光荣主编：《陈友松教育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12)马亮宽编：《何思源文集》第一卷著者序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3)陈友松：《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马寅初博士的序言》，方辉盛、何光荣主编：《陈友松教育文集》，第9页。 (14)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 (15)《吴文藻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八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81页。 (16)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7)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作者前言，张雄、沈炜、秦美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8)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9)翁独健：《我为什么研究元史》，《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 (20)陈受颐口述、董英笔记：《大学教育与文化交流》，(台北)《新时代》第1卷第9期，第49页。 (21)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12页。 (22)洪业：《哈燕社研究计划草案》，转引自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 (23)如有学者提出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近代史家大都持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史理念(参见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第37页)。如果仅从其反对史学成为政治附庸与工具的角度看，此论尚可成立。但这些学人并不把“求真”与“致用”相互对立起来，相反，他们大都看重学术的启迪民智、弘扬中国文化的作用。无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倡导的“学以致用”，还是胡适早年为自己树立的个人发展目标“专治哲学”“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胡适1915年5月28日日记“吾之择业”，见《胡适留学日记》，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73页)，都显然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理念。 (24)参见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0页；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载《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8-157页。 (25)P.C.Kuo,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with Documents,The Commercial Press,Limited Shanghai,China,1935. (26)Tu-Chien,Weng,Ai-hsieh:A Study of His Life. (27)HuangYen-yu,Viceroy Yeh Mingch'en and the Canton Episode,1856-1861,HJASv.6(1942). (28)Ssu-YuTeng,Chang His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184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 (29)周一良：《唐代密宗》，钱文忠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 (30)Lien-ShengYang,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dynasty,HJASv.9(1946). (31)周清澍：《纪念独健师百年诞辰》，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页。 (32)刘元珠：《翁撰〈爱薛传研究〉及其他》，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17页。 (33)周一良：《纪念杨联陞教授》，《周一良集》第五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34)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载《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35)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雷洁琼“序”，吴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36)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作者前言，张雄、沈炜、秦美珠译，第1页。 (37)吴遇：《旧文读新：父亲所述士与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吴于廑：《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0页。 (38)吴于廑：《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第171页。 (39)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第145页。 (40)如鲁迅、金岳霖、钱钟书、季羡林等人对此就持批评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