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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对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数量增长上，更体现在研究内容与特点上。哈佛燕京学社明确以中国研究为中心内容，受其影响，其资助来哈佛大学学习的多数中国学生自然也把中国问题作为研究方向。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郑德坤、邓嗣禹、林耀华、周一良、吴于廑、杨联陞、陈观胜、王伊同、蒙思明等大批留美生无一例外都倾力钻研中国学术，撰写中国问题博士论文。甚至在哈佛远东语言系学习的中国学生，都被要求作有关中国古籍翻译方面的论文。据考察，郭斌佳的《第一次中英战争评论》是对《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部分内容的译注(25)；翁独健的《爱薛传》是对爱薛神道碑及《元史》《元史类编》《元史新编》《新元史》中爱薛传的译注与评论(26)；黄延毓的《总督叶名琛与广州事件，1856-1861》是对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的译注(27)；邓嗣禹的《张喜与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对张喜《抚夷日记》的翻译、注释(28)；周一良的《唐代密宗》是对唐代天竺来华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金刚三个密宗僧人传记的翻译、注释和专题附录(29)；杨联陞的《晋书食货志译注》是对官修《晋书》中《食货志》的释论与译注(30)。直到40年代末蒙思明、王伊同的论文才突破远东系博士论文必出中国古籍史料翻译一途的规定。可见美国汉学界直接干预与深刻影响了中国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的内容。 美国汉学特别是现代中国学区别于欧洲传统汉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重视现实问题，强调研究的实用性。如太平洋学会的长期研究规划就几乎涉及美国政府亟须了解的各方面问题，如人口问题、工业化问题、土地占有与农民问题、家庭问题、劳工组织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等。这一特征和关注的问题无疑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留美生。如前所述，留美生在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很多选题都贯彻了这种重实用、以解决中国突出问题为旨归的学术倾向。而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哈佛燕京学社，也在费正清的引领下，突破中国古代文化方向转而侧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并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重要学术倾向。而在哈佛研习文史的一批中国学子，在研究方向上与美国现代中国学的这种风尚高度合拍。汤吉禾的《中国监察制度，1944-1911》、郭斌佳的《第一次中英战争评论》、皮名举的《胶州湾租借：一项帝国主义外交研究》、黄延毓的《总督叶名琛与广州事件》、邓嗣禹的《张喜与1842年的南京条约》、蒙思明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组织与功能》等论文选题都体现了美国现代中国学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术风尚。 留美生之热衷中国问题研究，除受学以致用、学术报国的强烈使命感驱使，受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深刻影响之外，与他们本人的学术趣味、原有学术基础、个人际遇与前途谋划等许多个体因素也密不可分。 相当多的留美博士生，还在国内读书或工作时，已培养起相关领域的浓厚学术兴趣，有了较好的学术基础，博士论文是其原有学术趣味、研究基础的延伸与发展。如翁独健还在燕京求学时，就已学会日文、英文，还能读蒙古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多国文字和满文，而语言工具对蒙元史研究非常重要。同时，他在蒙元史方面也做过大量基础工作，对《元史》《元典章》下过大功夫，对元人文集也进行过深入研究，早年曾作4000多张卡片(31)。后在陈垣、洪业等名师的指导下，撰写出《元田考》《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的官司和法律考》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并取得燕京大学的学士与硕士学位。这无疑为他日后在哈佛大学作蒙元史领域博士论文打下坚实基础。有学者甚至推测，翁独健的博士论文《爱薛传》，“在出国以前就可能拟好了腹稿”，并认为“选择爱薛的生平作论文题目，一方面能利用书中列举的汉文史料，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书中没有的外文材料配合起来做进一步的探讨”(32)。 杨联陞的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无疑也与自己原有学术趣味和研究方向相吻合。据他的同知好友周一良讲：受家长指令，杨联陞在清华读本科时学的专业是经济，“但他的修养与兴趣仍在中国文史方面，所以在清华广泛选听诸名家的中国文史课程，受知于陈寅恪先生和陶希圣先生。学生时代就在《清华学报》和《食货》上发表文章。他的毕业论文有关唐代经济史，是陈先生指导的”(33)。把经济与文史相结合，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成为杨联陞一生主要的学术趣味。在哈佛所作的博士论文自然而然仍选择了这一研究方向。美国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在回忆与杨联陞的交谊及杨与西方汉学关系时曾说：1943年，杨在考虑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曾求教于胡适，胡建议他译注《颜氏家训》。但“后来他决定译注《晋书·食货志》，那当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史更符合他一贯的治学旨趣，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34)。可见个人学术趣味对杨联陞博士论文选题的影响之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