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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光大中国学术、与域外汉学一争短长的意气与壮志，很多留美生都有。胡适在其论文导言中指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自己之所以对中国古代逻辑理论与方法有兴趣，就是希望“我国人民能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通过比较研究，“中国哲学中许多已经失去的财富就能重新获得”。他希望自己的论文“成为用中文以外的任何语言向西方介绍古代中国各伟大学派的第一本书”(21)。1923年归国、长期在燕京大学任职的留美学人洪业，在为哈佛燕京学社拟定的研究草案中更明确强调，要鼓励中国年轻人“用最好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提高中国学的地位，使其在学术上获得美国学者的尊重”(22)。正是本着这种设想，他先后把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一批青年才俊送往哈佛大学学习，而这些中国学子无一例外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问题为职志，写出高质量的中国问题博士论文。 可以说，无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留美生的中国问题博士论文，都以求知求真、救世致用为根本的学术目标追求，学术报国、为祖国服务成为其论文选题的最大缘起。认为这一代海外学子只是秉承为学问而学问、为论文而论文的学术理念无疑是个伪命题(23)。 民国时期留美生之热衷中国问题研究，与这一时期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蓬勃发展的局面直接相关。 与具有传统优势的欧洲汉学相比，美国汉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1848年，才有传教士卫三畏撰写的《中国总论》问世；19世纪70年代，才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个别高校开设汉语课程、成立东方学图书馆。这比欧洲汉学晚了将近100年。但进入20世纪后，这种局面大为改观，美国汉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二战前后，出于加强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问题研究的需要，美国汉学研究呈现繁荣景象。1925年，太平洋学会成立，宗旨为“研究太平洋各民族状况，以求改进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研究重心始终放在远东问题、亚洲问题上，尤侧重现实问题研究。该学会得到美国政府和一些财团支持，吸收持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参加，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为推动中国问题研究、使美国传统汉学转型为现代中国学做出重要贡献。1928年，哈佛大学与中国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学社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进行及提供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讲习、出版活动，研究领域确定为中国的“艺术、考古、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史”。为实现这一目标，哈佛燕京学社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派出后来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领袖的费正清等一批美国学子到中国研习中国语言与文化，也包括吸收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在内的一批中国学子到哈佛大学学习。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中心。1941年，在费正清等人的倡导下，美国又创办了远东协会，成为美国研究亚洲与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24)。 考察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的轨迹，其数量年代分布、研究内容与特点和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的发展状况高度吻合。 先看数量年代分布。对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各学科博士论文年代数量分布状况见表1：  综合来看，20世纪头10年留美生撰写完成中国问题博士论文25篇，20年代完成69篇，30年代完成105篇，40年代完成115篇。选题数量增长迅速，从20年代起出现井喷现象，20年代的选题数量比10年代高出一倍还多；而30年代、40年代的选题数量都分别超过一二十年代20年数量的总和。其跨越式增长的选题数量固然与中国留美博士生总体数量的增长有关，同时也与20年代后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逐渐呈现的繁荣景象呈正相关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