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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伪的掠夺和破坏，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及灾民的涌入，使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一度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减轻公粮负担；安置移民，组织垦荒；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开展节约互助运动；“精兵简政”；加强粮食斗争；完善粮食制度建设等。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和实施不仅有效化解了根据地的粮食危机，而且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关 键 词：太行 太岳根据地 粮食危机 应对 作者简介：郝平(1968-)，男，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作为国计民生的必需品，粮食之于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既是维系民生及保证作战部队士气与战斗力的重要基础，更是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物质保障。目前学界关于根据地粮食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粮食工作的档案资料汇编①，二是关于粮食问题的专著②，三是关于粮食问题的专题性论文③。这些既有成果从宏观层面增进了我们对根据地粮食问题的认识，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有待细化和深入。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关于太行、太岳根据地粮食危机的档案资料，考察和分析太行、太岳根据地粮食危机爆发的成因及应对举措。 一、根据地粮食危机的爆发及成因 抗战爆发前，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山西各地粮食市场上的半殖民地性质已经尖锐地反映出来。地主和官僚买办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勾结，盘剥农民，打击民族粮食商业。“谷贱伤民”、“青黄不接，米贵如金”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据典型调查，1936年山西的粮食商品率只有17.36％，农民的粮食占有量和消费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当时每人年均消费水平为226.5公斤，其中贫农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192.5公斤。而地主、富农年人均消费可达312公斤④。抗战爆发后，在日伪沦陷区，由于日军的掠夺，粮食生产遭到空前破坏，产量大幅下降，“民国29年(1940)在日伪统治下的53个县(市)中，粮食产量只有87480万吨，粮荒严重，民不聊生。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粮食单产下降。据武乡、襄垣、左权、榆社等县统计，抗战前的1935年平均亩产量为131斤，到1941年平均亩产量降到123.8斤，1942年为126斤。”⑤“山西粮食由战前的自给有余变为自给不足，再加上日军的粮食战、贸易战，农业生产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全省农村十室九空。”⑥自武汉失守以后，日军改变战略方针，把主要力量放在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反复地、大规模地“扫荡”和“蚕食”，加上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到极大地破坏，导致根据地的粮食产粮下降，这就使得根据地出现了严峻的粮食危机。应该说，太行、太岳根据地粮食危机的发生不是某种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方原因导致的产物。总体来看，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日伪对粮食的掠夺 正如太行区的老百姓回忆说：“平时‘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过着，可是经过日伪的几年‘扫荡’后，灾荒一来就过不去了!”⑦抗战开始后，日军为满足战时的粮食补给便采取种种掠夺办法。自1940年开始，为了解决其“粮食恐慌，缓不济急”的问题，日军更施行了“以战养战”、“就地取给”的抢夺政策，通过华北日伪政务委员会，采取“一派、二代、三统、四强”等一系列掠夺粮食的手段。当然，日军在山西的粮食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战争的推进而逐步变化，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 1940年，日军在山西沦陷区开始推行“粮食派购”政策，即用军事或行政力量廉价夺取粮食。具体而言，即按粮食播种面积来估计产量，确定收购粮食的总量，然后逐级分配任务，派购到每家每户，每户要按照指定派购数量和品种限期缴纳。日军的粮食派购总是以高额高比例硬性强派，其估产数往往高于实际产量。据祁县同蒲铁路以北地区80多个村庄统计，粮食产量高估到5000多万斤，征购量则达到2000多万斤，占到了估计量40％左右，而以当年实际产量计，派购额则高达60％-70％，这无疑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⑧。 1942年，日军又在山西广大占领地区实行“以粮代税”政策，进一步掠夺粮食。具体规定如下：每亩交纳小麦15公斤，不产小麦地区则按下列比例交纳其他粮食，即每100公斤小麦折合谷子320斤、小米240斤、玉米260斤，或其他杂粮400斤。交纳日期分为“上忙”和“下忙”两个时期，即每年的6月1日至8月底为“上忙”，10月1日至12月底为“下忙”。农民必须按期交纳，否则课以5％-20％的滞纳金⑨。以太行三专区的祁县为例，日伪规定的田赋额为85625元，1942年伪山西省公署下达额是106795元，祁县实际完成94778元，约为战前的111％，而当时日占区面积比战前该县面积要小得多，其税额折算粮食以每石4-6元计算，等于无偿掠夺农民粮食1.5万-2万石，约占粮食总产量的10％。由于日伪对粮食的掠夺，祁县当年饥荒严重，百姓食不果腹，生活备受煎熬⑩。 此外，日军还实行粮食统制和强征的政策。所谓粮食统制，即全面控制粮食。日军推行的顺序先从稻谷开始，进而发展到小麦、杂粮。1942年8月6日，日伪华北物价处正式提出《稻米统制要纲》，其中要求，统制的粮种由日本方面统制收购，中国方面负责支援(11)。1943年前后，日伪军的“粮食来源枯竭”，深感“供不应求”，进而又对小麦、杂粮实行统制。1944年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收买要纲》中规定：“除征收外尚有供出之余力时，将同时实行统制收买”。日伪政府为配合其粮食统制政策的推行，对粮食的经营活动严加限制，进而全部禁止。为了达到掠夺粮食的目的，日军除了实行粮食统制政策之外，还强征各地人民粮食，而且强征的数量往往高于实际产量。特别是从1943年起，日军借汪伪政权对英美等国宣战，要求各地伪政权实行“参战体制”。伪山西省公署为此特意制定了《山西省粮食搜集方案》，规定分配各县的收集数额必须在限期内完成，超额完成者予以记功、提升等奖励，完不成任务者予以处分。据此，山西省日占区须在当年征粮24万吨，约331万石。而据伪山西省公署统计，日占区63县总计有耕地2623.2万余亩，全年粮食产量不过1389.5石。也就是说，日伪规定的征粮数目几乎是63县正常年景全年总产量的1/4到2/5(12)。 除了采取上述办法外，日军还对敌占区居民的粮食实行“配给制”。其配给办法：“按大、老、小三类人口配给。大口日给一斤，老口12两，小口4两。配给的粮食不仅粮质低劣，数量不足，而且常常因为粮源断绝而停止配售。日伪山西省公署对粮食经营和运输进行全面统制，禁止私营贩运粮食，城镇粮食供给陷于困境。1942年，日伪对城市粮食消费实行“配给制”，“配给”分为特殊配给和一般配给两种，特殊配给对象主要指公务人员，一般配给对象主要为普通市民。特殊配给的配售天数较长，数量较多，日配给量一般为0.5-0.75公斤，而普通市民配售数量很少，且常因粮源断绝而停止配售。据寿阳县宗艾镇宗艾村的赵鹤岗老人回忆：“日本人占领宗艾以前人们还能从市场上自由买到东西，特别是一些生活必需品，是自由买卖。但随着日军的进入，人们不能从市场上自由买到日常生活用品，这些商品都实行实物配给制，咸盐是每月每人一斤，煤油是每户每月一斤，面粉、洋布都是短缺物，这些东西凭合作社社员拿社员证才能买到。由于日本人对日常用品的管制，当地人民不能买到食盐甚至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身体非常虚弱。”(13)1943年以后，山西一般居民配给的粮食多半为豆饼和其他代食品所制成的混合面粉，不仅难吃，而且有害身体健康，“配给制”下生活的日占区民众，其境况可想而知。 除了实行粮食派购、粮食统制政策及粮食配给制以外，日军还对根据地以及阎锡山统治区、敌我交错区实行粮食抢劫政策，以直接抢劫的办法对粮食进行掠夺。据戎伍胜在《对敌粮食斗争的策略办法》中总结道，日伪对粮食的掠夺办法多种多样，地区不同，方式也不同。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灌仓，二是征收，三是购买，四是抢劫。日军对根据地边沿地区的抢掠更频繁、更严重，不但抢现成粮食，而且每到夏秋收获季节即组织大批“抢割队”、“运输队”，并配备武器到田地里进行抢收。八年抗战期间，山西粮食损失异常惨重。据统计，仅中共太行区粮食损失就达31574861石，其中被日军抢走或烧毁者12174861石，被日军以各种名义强征者1940万石(14)。位于太行区第三专区的祁县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人口仅4万，日军在8年间抢走粮食3639万公斤，烧毁124万公斤，平均每人每年被掠夺100公斤(15)。 日军对粮食的“焚烧”和掠夺造成了当地严重的粮食危机，百姓生活日益贫苦，往往食不果腹，只能以糠和树皮度日，饿死人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例如，晋城县因之发生吃人肉和卖人肉的惨剧。县城南关出现以人肉冒充牛肉出卖的惨闻(16)。武乡8年间因缺粮病饿死者达15230人(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