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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伪对粮食生产条件的破坏 我们知道，耕地、人力、农具、耕畜等是传统农业社会粮食生产的主要条件和资源。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使革命根据地粮食生产的基本条件遭到严重的破坏。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日军掠夺性破坏，根据地大片土地或被强征占用或被迫撂荒，农业生产遭遇严重危机。据《(中共)上党区八年抗日战争资材损失调查表(1946年)》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晋东南长治、襄垣、长子、屯留、黎城、潞城、壶关、平顺、高平、沁水、武乡、榆社、和顺等地修筑壕沟、封锁墙和碉堡等军事设施占用耕地113889.6亩，估计可产粮食1979032.41石，而其余土地则在战争影响下大幅减产，每亩平均减产0.31石，粮食每年少收222050509.6石(18)。由此可见，因日军破坏或强占土地而造成粮食减产的程度以及农村经济衰败的情景。 日军对根据地人力资源的大量征用，使得农业失去了必要的劳动力。山西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大量人力投入，而日军入侵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或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或被强征充当劳工，或在战场上作了炮灰。在掠夺根据地粮食资料的同时，日伪还大肆屠杀群众、抓丁，这使根据地劳动力急剧减少。在太行区，1940年百团大战前，3年多的时间里，仅太北区就被日军屠杀了6万多人，烧毁10多万间房屋。1940年11月以后，日军对根据地采取了毁灭性的“扫荡”，逢村烧村，见人杀人。据亲身经历者回忆，“1940年八月初六，日本侵略军在日酋‘三太君’率领下‘扫荡’山西寿阳县韩赠村。凡是在村里的都被烧毁了，丢下来的有百十来人。总共有四百来人，光烧就烧死三百六十人。绝户就绝了56户。村里没有人了，人都逃上走了，逃到豹庄、大段地、山郊、磨儿垴。村里不能待了，要什么没什么，人都死完了。”(19)出生于沁源县交口村的张成仁老人回忆道：“从1942年的10月，一直到1945年的3月这两年半时间，总共沁源被日伪杀害的人是12000多人，是杀人最厉害的地方。当时沁源只有8万人口，日本人对沁源烧杀抢掠，沁源的房子百分之九十五的都被烧光了，他们烧了的粮食就有120多万石。”(20) 再者，日军对农业生产工具的征用和损坏制约了农业发展的水平。战时，日军将农民的生产工具亦作为重要的征用对象，大肆征取或掠夺。日军还在作战中肆意破坏农业生产工具。日军对生产工具的征用和破坏，致使农村农具短缺，农业资源枯竭，生产技术严重倒退。 总之，日军对粮食资源的大量掠夺及破坏，造成许多地区出现粮食危机，各种农副产品及生活用品极度缺乏。当时根据地的受损情况从现存的资料中可见一斑。如1940年12月，日军“扫荡”辽县，仅路东六区就有262名民众被杀害，烧毁房屋19904间，烧毁粮食14820石，毁坏农具(仅两区)799件，损失牲口289头(21)。在襄垣县，自从日军入侵之后老百姓就过着苦不堪言、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例如，1943年粮食被日军全部抢走，加之灾荒遍地，百姓纷纷卖儿鬻女，走上妻离子散的逃亡之路。他们每日吃糠咽菜，有时甚至连这些东西都吃不上。土地荒芜，疾病流行，每日被死亡吞噬的人无以数计(22)。日军“九路围攻”襄垣时烧毁粮食3529石，掠夺粮食401石，苛捐粮食3504石，糟蹋粮食84石(23)。 3.自然灾害的频发 在日伪对根据地粮食进行摧毁和掠夺的同时，根据地还遭到不同程度的旱、蝗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各种自然灾害连年发生，群众抗灾能力薄弱，导致根据地的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43年士敏、高平、晋城、沁阳、济源、王屋等地又遭蝗灾，蝗虫所过之地，几十亩甚至成百亩禾苗一扫而光。1948年太岳境内春荒严重，仅据晋城、阳城、高平、济源、沁水、浮山、平遥、介休、灵石9个县统计，受灾人数就有40万人，占9县总人口120万的33％(24)。 4.沦陷区灾民的大量涌入 战争期间，农民因缺乏农具、粮食、耕畜而无不鹄形鸠面，奄奄待毙，亦因之失去了最起码的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村地区稍遇灾荒便出现饥民遍野、饿殍载道的悲惨景象。1942年，山西又发生历史上少有的大旱灾，此次旱灾一直延续到1943年，灾情遍及全省各地区，太行、太岳地区受灾最重。而日伪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了当地人民的苦难，仅中共太行区五六两专区的灾民就达30余万人。1944年，全省又发生蝗灾，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面积瘟疫的流行，加之日军在“扫荡”中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灾民人数持续增加，他们在灾荒中或丧生或背井离乡向外逃荒乞讨。连续两年的大灾荒，使太行区东、南两面国民党军驻扎区域的大批灾民，不断涌进根据地。1945年10月中共太岳区晋城、高平两县，逃亡和死亡人口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2，(其中死亡1/3、逃亡2/3)(25)。大量灾民的涌入，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太行、太岳根据地本已严重的粮食危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