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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粮食制度建设 一是粮食仓储制度。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粮食储藏与管理工作，随着战争环境变化粮食储藏管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1941年前粮食储存采取粮户“认缴自存”，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粮食仓储开始实行分级建立仓库，采取“集中领导、分散储存”的管理办法。按专区、县、行政村，分别设立专署粮库、县分库和村仓库，存粮较多的村还设有保管委员会和保管小组。专署粮库以保管粮草为主，另兼征收其他实物；县分库保管只限边区公粮、地方公粮。保管粮食的要求是：对入库粮食须见实物，逐级登帐；对出库粮食，县分库必须有政府拨粮证，村仓库必须有分粮库拨粮证方准动支。 随着形势发展，仓库保管制度逐步健全，日臻完善。在太行区根据地还颁发了《仓库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入库铺垫，防止潮湿；收粮检查，防止掺杂；存粮检查，勤于翻晒；捕鼠捉雀，防止损失；粮仓轮换，保持粮质。潞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筹集的军需民用粮多储于“地粮库”，分别存放在城关、马厂、高家庄、安阳、王村、南垂、翟店、羌城、微子镇、王都庄等10个支库。这些粮库有的利用庙宇、祠堂、窑洞，有的租借民房散存于农民家中。1945年8月，潞城解放后，为方便粮食储存和调拨，潞城县民主政府在全县交通便利的较大村镇，利用庙宇、教堂和民房，建立了22个存粮点。分设在王村、安阳、故漳、马厂、西白兔、高家庄、张庄、李村沟、南垂、微子镇、辛庄、成家川、石梁、黄碾、北庄、史回、王都庄、南关、北舍、贾村、翟店、郭村，总容量约1946万斤(66)。 二是救国公粮制度。抗战时期，一切军政人员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公粮供给，因此，公粮征收任务完成与否，对整个抗日战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1939年，在根据地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按照“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原则进行“囤积救国公粮”运动。“屯粮”一般由政府出面，一方面召集大量存粮的地主、富绅举行座谈，进行宣传动员；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向地主、富绅进行说理斗争，依靠和发动群众借粮囤积。经过动员，不少爱国开明士绅自动拿出粮食支援抗战。如沁县抗日民主政府分批召开地主、富农会，收集了几万石粮食。基本群众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力量，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67)。1941年某村民主动要求派缴公粮，还要政府“亲自开收条子”，并提出“不要把我们划在圈外边，我们也要为抗日尽点义务”(68)。据有关材料推算，太行区1941年的屯粮数约67.8万石米，1942年约为58.8万石米；太岳区屯粮数1941年约为31万石米，1942年约为11.2万石米。按照1941年晋东南340万人口计算，则1941年每人平均负担小米0.29石(约合78.3市斤)，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小米0.21石(约合56.7市斤)(69)。 1944年在太岳根据地粮食征收工作中，最初实行的是合理负担办法，原则是：“对土地少、收入少的户从低征收；对土地多、收入高的户负担从高征收；对土地很少的贫困农民，其收入低于免征点的则可以豁免征收。”(70)以后又制定和实行了统一累进税征收粮食的办法，进一步体现了鼓励增产，合理征收粮食的要求。这些政策的实施，削弱了封建势力，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粮食的增产，使公粮完成数量逐年增长，保证了战争发展的需要。太岳全区以1942年完成的公粮18万担为100％，1943年增长到129％，1946年增为424％，1947年降为309％，1948年降为274％。公粮征收数量的增减变化，也反映了根据地所辖区域的变动和人民负担由高到低的发展趋势(71)。 三是完善粮食供给标准。根据地在征收公粮的同时，逐步完善了粮食供给制度。以太岳区为例，1943年3月公布了粮食供给标准和供应制度，规定：1、前方战斗部队(包括各线游击大队在内)、公安队及军事工厂的工人，每人每日以1斤8两计；2、后方军事机关、区级之民政人员、税务缉私队、交通局之交通员，每人每日以1斤6两计；3、县级以上之民政工作人员每人每日以1斤4两计；出外下乡时则以1斤6两计。分别规定了各系统每日以1斤6两计算人数之最高比例(72)。 根据地时期，日伪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和封锁，加上根据地遭受旱、虫等自然灾害，使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地摧残，粮食生产总量下降，粮食供应出现困难，为解决这一危机，根据地政府有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根据休养生息的方针，减轻民众负担；加强粮食征收，保证根据地粮食供应；推广农业技术，增加粮食生产；安置移民，组织垦荒，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兴修水利，增加粮食产量；开展安置计划，厉行节约，开展灾民互济运动。其次，在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减少非生产人员数量，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民众负担。再次，为保证粮食安全，把粮食工作和对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加强粮食斗争；开展粮食贸易，实行粮食调剂；健全粮食仓储制度等。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达到了最初的目的。应该说，粮食工作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太行、太岳根据地的粮食工作在保证根据地军需民食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安定了人心、巩固了社会秩序；改善了人民生活，培养了民众的民主观念；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净化了社会环境，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当然在粮食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和偏差，但这只是粮食工作中的瑕疵，也是不可避免的。 纵观太行、太岳根据地应对粮食危机的举措，以下几点值得思考：首先，根据地政府在粮食工作中，突破了单靠国家救济的传统模式，政府在解决粮食危机过程中发挥了政府的引导作用，但是这毕竟是有限的，要渡过粮荒，更重要的是政府在“自力更生”的救灾理念下，充分地动员广大民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从而避免民众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传统思想。其次，根据地政府在应对粮食危机的过程中，注重与政治宣传相结合，鼓励和组织广大群众积极缴纳公粮。通过对民众政治宣传，打通其思想顾虑，使其支持与拥护根据地政权，积极、踊跃、自愿地缴纳公粮，使得公粮征收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保证了根据地部队的后勤供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些经验对今天的粮食生产工作和社会救济工作无疑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