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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限，将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可以看出前一阶段即清末、民国的历史学研究，明显以中国历史的上半段研究为重心。与之相比，宋以后的历史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与暗淡。明史研究的转折，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合理性，新中国历史学界在意识形态的号召下，开始对关系中国历史全局的五大问题展开全面研究，这便是所谓的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五朵金花”中的两朵，即资本主义萌芽和农民战争史研究都集中于明代，使明史研究一时成为显学，甚至影响及于国家政治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新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的出现，除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转换为早期近代化的研究，从而得以延续与发展之外，其他研究则乏人问津。 不过，客观而言，明代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应始于蒙元帝国的解体，由此角度而言，明代开创了中国的新时代，并影响至今。也正因此之故，学界才会对明史研究如此注重，也才有了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清时期,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明末农民战争相对比的论断。同样，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在反思“欧洲中心论”、倡导全球史观的过程中，也开始重视与西方“地理大发现”处于同一时期的明代，指出其庞大经济实力与世界性的影响，是推动世界近代史的重要动力。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明史研究也同样经历了一次快速的发展。受到“世界经济体系”研究的启发，欧美史学界开始将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从而在时间与空间上拓展世界近代史的研究视野，而明代中国正处于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同一时期，于是其庞大经济实力与世界性的影响，开始被视为推动世界近代史的重要动力。 可见，中外史学思潮对明史研究的注重，虽在时代背景、学术逻辑与表述话语上，都大相径庭，但皆集中于揭示明史与近代中国，乃至与近代世界的密切关系。同样，近年来国内明史研究虽在视角、主题与方法上日益多样化，而一旦由具体研究上升至理论构建，明代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中的地位问题，便会成为一条基本思路与核心线索。通过审视2015年的明史研究，我们同样可以隐约地发现相似的研究旨趣。 一、中央政治与地方管理 与西欧长期保持国家林立不同，中华文明长期维持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而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机构与运作模式，则直接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基本框架。相应地，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核心位置，政治史自然也是包括明史在内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首要内容。明代在中枢政治设计、政治群体互动、地方管理体制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本年度的研究便反映了这一特征。 吴琦、赵秀丽《明代“问题皇帝”研究——一项基于社会类群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将明代皇帝作为一种社会人群，审视制度、文化与性格对其所形成的整体影响。李福君《明代皇帝文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陈时龙《明代的敕和敕谕》(《故宫学刊》第2期)考察了以往较少研究的明代皇帝文书问题。王剑、李忠远《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求是学刊》第3期)、李佳《相名、相业与君相政治思维：明人相论解析》(《史学月刊》第7期)考察了明代废除丞相后，内阁等中枢机构所面临的权责混乱与名实错位。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从整体上考察了作为内阁后院的翰林院的政治角色。李小波《明代庶吉士制度拾遗》(《史林》第4期)讨论了明代庶吉士考选中的分省配额制度及其地区制衡立意。余劲东《明代京察访单之研究》(《中州学刊》第2期)讨论了明代京察访单及围绕于此的权力制衡格局。张金奎《弘光朝锦衣卫述论》(《明史研究论丛》第1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讨论了南明对锦衣卫的态度。 胡丹《相术、符号与传播：“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史学月刊》第8期)是一篇将文化观念援引进入政治研究的新颖之作，指出朱元璋相貌在明代经历了不断变化与丰富的过程，黑子、奇骨、异形等一系列的神秘符号被赋予其相貌之上，最终完成了“龙形虬髯”的转化。余劲东《从“奸臣”到“地方神”——明清时期对靖难逊国臣铁铉的形象建构》(《济南大学学报》第1期)通过对铁铉政治形象史的勾勒，实际上揭示出明清时期关于建文朝廷政治观念史的变迁。高寿仙《明懿文太子陵祭礼异常问题探微》(《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通过揭示懿文太子陵祭礼特异之处，钩沉出“靖难之役”前后明朝政治的历史剧变。梁曼容《明代宗藩的政治参与——以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论为借鉴》(《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尝试在明代宗藩研究中，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加强专业化讨论。赵现海《“土木之变”后明朝政治变局与皇位世系转移》(《故宫学刊》第2期)在“土木之变”后明朝皇位貌似波澜不惊的皇位更迭下，发掘出郕王潜邸旧僚积极推动的宫内政治斗争与朝中势力分化。齐畅《阁臣、宦官与万历朝国本之争——以京师〈东岳庙碑记〉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利用碑刻史料，钩沉出晚明名臣交接宦官、后妃的不为正史所载的黑暗面。胡吉勋《通惠河的修浚及争议——兼论明代朝廷决策中的利益权衡》(《古代文明》第2期)指出明代围绕修浚通惠河的争论，实质并非是关于工程成本与效率的经济考量，而是不同政治势力，尤其地方政治势力的政治博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