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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疆治理与族群嬗变 “明代的边疆治理与族群嬗变”这一论题一直是明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但近年来，伴随着研究成果的逐渐增多，其历史面相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 刘大治《试论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古代文明》第1期)认为，明朝与后金对待蒙古降人采取了不同态度，明朝“用夏变夷”，对其持防范、同化政策；后金则将其视为同类，以设旗、联姻、盟誓等方式，实现满蒙一体。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天津古籍出版社)讨论了明代九边兵马、钱粮数量变化、军费运作及相关部门的内部关系。任萍《明代四夷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论述了明代负责翻译边疆与外交文书的四夷馆的机构设置与职官体系。赵世瑜《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如何深化中国北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绪论》(《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对于长城地带，乃至全国卫所制度的研究，都应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利用民间文献记载的大量信息，审视区域人群与制度、事件如何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的结构。〔加〕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朱中博、郭树勇译，郭树勇校，人民出版社)指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战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主义战略文化和以极端现实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理想主义战略文化认为战争是不得已而用之的维护安全的手段，最后才考虑进攻战略。现实主义战略文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并且极为频繁的，由此形成倾向暴力战略。经由对《明臣奏议》等文献的解读，该书指出明代战略文化是“居安思危”或进攻现实主义的文化。陆韧《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与边疆军政管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指出元明王朝对西南边疆实行军政管控制度，并考察了由此形成的西南边疆政区的变迁及其类型。张金奎《明代渐进式“改流”浅议——以西北洮、岷一带为例》(《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明代在西北地区实行渐进式的改土归流。何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厦门大学出版社)对明代海上建设的阶段性变化、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分化与互动，以及海军装备进行了系统分析。 谭德兴《明清时期贵州经学家与经学著述的地域分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明代中国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视野——2015年明史研究的总结与展望布及成因》(《贵州大学学报》第3期)考察了明清时期贵州经学家的地域分布及其空间特征。彭寿清、李良品《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明代土司地区官学、书院、社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钱秉毅《明代云南汉文化发展态势与地理格局研究：以滇人汉文著述为对象的考察》(《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通过明代云南汉文著述的分布空间与变迁，考察了明代云南汉文化的传播过程。谢湜《14—18世纪浙南的海疆经略、海岛社会与闽粤移民——以乐清湾为中心》(《学术研究》第1期)考察了明清时期活跃于浙闽海域的闽粤之人，如何在官方厉行海禁之后成为无籍之徒，又如何结成各种社会组织，与国家发生互动，影响了浙闽海域的社会文化。 丁慧倩《明清北京城区及关厢地区的清真寺》(《回族研究》第1期)以碑刻、牛街《冈志》与晚清民国时期各回族报刊展开的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梳理了明清两代北京回民聚居区域的空间变化和历史变迁。许淑杰、何苗《马注“变通”的民族宗教观》(《东北师大学报》第3期)指出在明清之际的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中，面对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衰微状况，“变通”成为译著家们的共同呼声。马注强调因地、因时制宜，既吸收中国本土文化中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因素，同时也要保持伊斯兰教的信仰宗旨和基本精神。马注的民族宗教观是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过程中的理性选择。 五、中外关系与对外交流 胡正宁、范金民《郑和下西洋研究二题——基于洪保〈寿藏铭〉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依据出土《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确认了《明史》所载郑和宝船为五千料船是准确的。赵轶峰《“大行”消息到朝鲜——〈世宗大王实录〉关于永乐帝宾天的记载》(《安徽史学》第4期)指出朝鲜与明朝间信息往来并非迅捷有效，朝鲜的谨奉中华，既有浸染中华礼仪的文化自觉，也有谨慎事大的政治考量，其间不无鄙薄怨恨。刘晓东《明代朝鲜使臣胶东纪行诗探析》(山东人民出版社)考察了明代朝鲜使臣朝贡途中，用诗歌形式，对胶东半岛地理、社会的描绘，与推动中朝关系的努力。张兆裕《朝鲜李朝所知之南明述略》(《求是学刊》第6期)指出朝鲜通过民间渠道取得关于南明的存续情况，虽与实情存在一定偏差，但对于研究南明史与中国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