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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的史学因中国传统史学传入而产生，所以同样具备将政治与史学捆绑在一起的政治历史观，中日两国在近代转型中都没有改变这种状况。20世纪初，日本疑古史学指向了中国的上古史，适合扩张主义势力蔑视中国的需求，形成日本政治对史学的一种扰动，东京学派的疑古史学得以壮大。这却对中国后起的古史辨派形成了不利的政治环境。中日两国的上古史研讨竟然很受近代政治的各种扰动，是很不合理的现象，应当解开政治与史学的纠葛，只将学术求真、求是与求新作为历史学的宗旨。 关 键 词：政治扰动 疑古考辩 东京学派 古史辨派 作者简介：乔治忠，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特聘教授。065000 中日两国相隔仅一衣带水，自古以来联系十分密切。日本的历史学是受中国的史学文化影响而产生，在编纂方法与史学思想上具有很多的共同特点，特别是都形成了强烈的政治历史观，即将史学运行与政治诉求人为地系结一起。政权当局试图以政治引导史学，而治史者也往往寓入其政治意愿，或自愿为当局的政治目标服务。在古代，这是中日两国史学千百年发展中的泛常状态，虽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对于历史学的重视，但同时也会影响治史求真宗旨的贯彻，甚至造成历史研究方向的扭曲。迈入近代化社会之后，历史学已经走向专业化，历史教学和研究者渐渐职业化，与国家政治的捆绑似应有所松动。然而历史文化的惯性力是相当强劲的，中日虽然都接受了西方的学术体制，但旧的政治历史观并未明显改变，治史经世的理念依然名号堂皇，使本来距离现实事务已然十分久远的古史研究，也受到很强的政治扰动，在20世纪前期的中日两国史学的疑古考辨中造成颇多的纠葛，值得反思和评析。 一 日本古史研究的疑古思潮与政治扰动 日本近代的史学转型与史学疑古思想的萌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要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特点是主动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社会体制的改良。在历史学上，有大批史家接受了西方的史学观念，更有不少史家具有西方留学、访学的经历。日本政府也曾主动引进西方史学理念，明治二十年(1887)更聘任德国兰克学派的重要学者路德维格·利斯(Ludwig Riess)为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教授，后来任教授的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箕作元八也都曾留学于德国，承袭兰克学派的理念和方法，使推重考证求实的客观主义史学立足和发展，这与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影响结合一起，审视日本的古史记载，不能不产生重大的怀疑与考辨。但是，日本的维新改革是从倒幕运动、政权重归天皇掌握所肇始，于是在大力学习西方的同时，还进行着强化天皇权威与神圣性的运作，即所谓“王政复古”。明治二年(1869)4月，天皇下诏由官方纂修《大日本编年史》，此为加强“王政复古”的一个举措。但享有学术盛名的编纂官重野安绎以及纂修官久米邦武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①陆续发表文章否定日本古籍的记载，甚至揭示神道势力的老底，②颠覆神道与皇统的紧密联系，威胁了神道祭典渲染之下的天皇神化的“国体”，因而受到神道势力和政界保守派的群起围攻，终于导致“笔祸”。1891年，久米邦武被解除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与国史纂修的职务，翌年重野安绎也辞职离去。 但是，日本的国家修史活动也难以为继。因为无法面对学者所揭出的年代伪造、旧史失真的问题，纂修国史既不能按旧思路进行，也不能按新理念继续。日本官方在维新改革的大局势下，无法从文化上全面后退，政府只能选择摆脱修史问题上的困境。1893年按文部省提议，宣布终止政府修史，官方仅仅做史料的整理出版，编辑了《大日本史料》等多种丛书，而编著历史著述全由私家各成一家之言。这就是日本史学的近代转型，但仅仅是官方废弃了修史活动，而疑古史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日本近代第一轮疑古思潮趋于低落，但矛盾继续存在，史学守旧势力依然强大，东京帝国大学内兰克史学的影响仍在扩展，历史学疑古思想也在积蓄。 19世纪末期，日本历史学家那珂通世(1851-1908)取得多方面学术成就，渐次驰名史学界。他具有考证求实的意识，曾发文指出《日本书纪》所述古代日本的纪年大为失实。1903年初，那珂通世搜集编辑清朝乾嘉疑古考据家崔述的著述，并将其出版，名为《崔东壁先生遗书》，还撰著了《〈考信录〉解题》，对崔述的疑古考辨详为介绍和大加推崇。崔述著作在日本的刊行促使日本疑古思潮的潜流改以质疑中国上古史的方式而喷发出来，这是一个颇为关键的转折。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成为首开先河的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