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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现代如何安放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传统史学自先秦产生之际，就在“殷鉴”理念下与政治联结于一起，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历史观，即从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得出政治见解、政治方针，而且以历史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政治理念，形成政治观点与历史知识的互动与循环。同时，又按照政治价值观、政治利益构建历史认识体系即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再反过来为政治运作提供辅助。“以史为鉴”、以史“教化”、以史“资治”、史学经世，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历史观的格言性表达，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但中国先秦时期也形成“君举必书”、“书法不隐”的史学求真宗旨，构成史学求真与治史致用的一对矛盾，史学就在这种矛盾运动下发展。至东汉时期，中国史学建构了完整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互动、互补又相互排抑的发展轨道。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矛盾融入官方与私家史学互动的结构之中，由此发展出极其繁荣的中国古代史学，也增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文化魅力，为周边不同民族所向慕和仿效。 日本民族原无历史学，在其本身尚不具备产生历史学之条件的情况下，传入了中国业已成熟化的史学，在接受和学习中亦有所改造。公元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30卷，是日本正式建立历史学的标志。而《日本书纪》以及此后的官修史乃是强化了史学的政治功用，淡薄了求真精神。日本古代史学在长期发展中，没有像中国那样官方与私家相互制约，求真与致用互争首要的矛盾机制也比较薄弱，社会功能的诉求过于强势，这种状况其实不利于史学的存在和发展。日本史学的发展依靠中国传统史学成就之陆续不断的输入来刺激和推动，到德川幕府时期才发生大的转变。因此，日本的政权虽然没有达到中国历代朝廷重视史学的程度，但政治历史观和史学为政权服务的意识并不逊于中国，而求真理念的相对淡薄更难以制约从社会功用出发的偏离学术行为。 日本和中国的近代社会转型，大体都是学习源于西方的社会体制，其中史学专业化、史学教学与研究人员职业化，意味着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这理应淡化史学经世的观念，向非功利化的学术文化事业转化。但事实上不然，日本史学的近代化转型，只是基本废止了官方纂修史著的机制，虽有重野安绎等提出史学不能追求功用的主张，但影响甚小，根本没有撬动治史致用的社会意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转型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标志，只是从政治角度对旧史学斥之为“帝王家谱”、倡导撰写“民史”而已。由于中国近代饱受欺凌，国难不已，史学经世的观念反而更加强化，史家多把史学看作是爱国、卫国、强国的工具。于是，不仅政界当权者要求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很有造诣的史家也大多怀着史学经世的抱负。在中日政治纠葛和国家利益冲突中，日本许多史家丧失了对外侵略战争非正义性的判断，在研讨历史的选题和论点上贴近于狂热的战争宣传。中国史家则尽量摆脱与日本史学界的干系，甚至将日本疑古考辨与贬低中国的宣传等同起来，认为其中包含替日寇侵华制造舆论的祸心，过度的政治敏感遮蔽了学术正误的评判。 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当年的政治、军事问题，也终究会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学术研究有别于鼓动宣传，涉及历史学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的内容，更应当首先从学术角度予以分析，关键在于日本与中国学者的疑古论点是否提出了值得研讨的学术问题？其论述是否在探求客观史实？尽管日本侵略集团利用了某些学术观点做歪曲的宣传，主要责任也在于侵略分子。日本甲午战争之后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思想已成为侵略扩张的理论，要求中国放弃领土主权，声称武力侵华是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必须首先强行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统一，才能抵御西方白种人的欺压，意即实力暂时落后的中国就应该被日本来主宰。此类扩张主义舆论充斥着种族主义和唯武力至上的法西斯主义邪说，其中有着多年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布的思想基础。中日很多历史学者早就受到这种极端历史进化论的影响，因而能够售其欺于一时，这应当成为今天总结与批判的要点之一。 中国即使真的落后、真的存在不文明状况，也不能成为别国来侵犯的理由。反过来说，在法西斯思潮横行的时期，侵略他国不难找到任何借口。希特勒大举侵占法国，根本不必宣传法国是个落后国家，也不用否定法国的古史记载，他有另外的说法。谴责与清算近代以来各种外侵的理由和借口，才是历史反思的重点。 对于“尧舜禹抹杀论”，现在关注的重点应是古史中的这些圣王是否真的存在。答案是十分清晰的，尧舜禹传说的产生踪迹乃是逐步“加上”或者说是“层累造成”的，传说中的尧舜禹事迹与科学考古所确认的时代背景和文明程度严重地违背，因此质疑尧舜禹的存在确有道理，是学术进步的体现，反之则是守旧的文化意识。因此，无论白鸟库吉“抹杀”尧舜禹的论断，还是林泰辅所持的反对意见，都不必从政治动机来解读，如果将白鸟库吉、饭岛忠夫等人的观点视为侵华势力的帮凶，那么反对“抹杀”尧舜禹的林泰辅是不是反对日本外侵的义士呢？可见将学术问题极力附会出一个政治动机，是十分荒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