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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宣布要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考证中国边防疆土，开办《禹贡》杂志借以自明，以学术选题做爱国、反侵略的表态。看来这种表态并不是多余的，但其实也是政治扰动学术的一种表现。至此，我们才会感悟到，傅斯年坚决支持和鼓励董作宾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几乎全无旁骛地研究甲骨学，撰成《殷历谱》一书，此类实例值得学术史特别关注。 另一受到政治扰动的实例是郭沫若言行的前后变化。1927年郭沫若开始寓居日本，正是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辩论中国天文学史的深入之时。至1930年，郭沫若已经撰成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时，他还有其他著述，其中之一是4万余字的《释支干》一文。(16)就此文的学术观点而言，疑古考辨和得出的结论远远超越饭岛忠夫之说，饭岛忠夫不过主张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从西方传来，而郭沫若的考订不仅仅如此，甚至最早的殷商先民都可能是从西亚巴比伦携带文字、干支、历法等文化迁移而来。他将十二个地支的岁阴读法如摄提格(寅)、单阏(卯)、赤奋若(丑)等结合甲骨文、金文字形与释义，与巴比伦的十二星座一一对应，这不是个别读音的近似，而是整个语言、语意和文字的系统性吻合。例如“卯”字源于狮子座，中国甲骨文  (卯)字与狮子座的符号 绝相类似。而“单阏”即“轩辕”，乃皆为希腊语“ ”的音转。(17)在巴比伦与希腊，狮子座的轩辕星乃是天界的主宰神，《史记·天官书》有近似的记述：“轩辕，黄龙体，前大星女主象。”(18)传说的“黄帝”为轩辕氏，即来源于此。这就是说，连中国传说的祖先黄帝轩辕氏不但是神不是真人，而且是外国的神。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回忆这一段在日本的生活，评论他所经历、所了解的人物和事件之时，说法令人惊诧。他提起经常去读书的东洋文库时说： 白鸟库吉博士为主帅的日本支那学者中的东京学派，是以这儿为大本营。白鸟本人(他便是法西斯外交官白鸟某的父亲)除在东京帝大担任教授之外，在这儿有他的研究室，经常住在这儿的三楼。他的下边的一群学者大多是受了法西斯学派的影响，而又发泄着帝国主义的臭味的。……有一位著名的饭田忠夫博士便是这种人的代表，他坚决主张中国人是没有固有文化的，所有先秦古典，一律都是后人假造。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关于星算之类，是西纪前三三四年(战国中叶)亚历山德大王东征之后才由西方输入的。……这样的论调与其说是学术研究，宁可说是帝国主义的军号。(19) 这里对白鸟库吉、饭岛忠夫的攻击不仅过分，而且不合事实，没有证据和迹象表明饭岛忠夫的论述有任何政治上的意图，如果那就属于“帝国主义的军号”，乃是将学术见解完全政治化，实属牵强。因此，历史学者在评价他人的史学撰述和撰著宗旨之际，应当抑制政治意识在内心的过度扰动。 中国、日本的许多历史学者主动或被动地与政治问题纠缠一起，或多或少地处于政治扰动之下来研究历史或评论他人的史著。这种状况的根源何在？解决的出路何从？是应当认真探讨一番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