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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是否认史家大多会具有政治立场，不是掩饰史家往往主动将自己的研究贴近于当局的政治需要，也不是反对批判二战前日本许多史家助长军国主义外侵舆论的行为，恰恰相反，笔者一开始就指出，中日传统的史学理念就是造成史学与政治捆绑在一起的思想渊源。但当前的评述与批判需要对具体问题做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例如白鸟库吉及其东洋文献学派的疑古考辨，原本乃是从学术研究出发得出的学术见解，甚至推动组织“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初旨也是为学术研究争取更好的条件。但在日本扩张势力的支持与利用下，政治因素与史家治学互动影响，渐渐形成学术探索为对外侵略舆论张目，其远缘也是史家治学经世的意识，而缺乏史学应当独立于现实政治的观念。 又如撰写了《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的桑原骘藏，从其行文语调上看，确有蔑视中国的思想和情绪。但文中列举的资料基本皆摘自中国古籍，其中确有中国存在的问题和事实。但是有的资料属于传闻，作者不分真伪地堆积一起以贬低中国，其总结性的结论颇为片面。对其心态的偏执，应当批判，而两文分别写于1917年和1919年，主要反映作者本人的思想观念，配合日本侵华舆论的作用不大。同时期或稍后，中国学者也有不少类似的论说和描述，鲁迅的作品即为其中的典型，虽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关注到中国落后状况的侧面。如果不分具体情况，一概上升到批判军国主义侵华帮凶的政治层次，不仅遮蔽了对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侵略理论的批判，而且是从另一方向强化了政治对史学的扰动，在思想理论和史学实践上都是偏颇的。 怎样避免政治对于史学的扰动，防止史学重蹈为恶劣政治权势服务的覆辙？根本的办法是确立历史学的学术性质和地位，解脱史学与政治利益的联结，以求真、求是作为史学的宗旨，历史研究不能预设政治的、功利的目标。以往的政治事件以及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升华为历史学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史学研究不应当返还为现实政治的需求。现代社会与古代极不相同，社会发展变化日新月异，许多新事物是前所未有的。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对当前社会状况予以考察研究，历史的鉴戒作用甚小，而且容易误解而步入歧途。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学术研究，整体上越来越具有指导作用，如环境科学对于工业建设的指导，法学与科技对于案件审理的指导，等等。历史学可以参与到整体学术的指导作用之中，但无可讳言，所占的份额很少。即使在特殊的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的功能也不能夸大，日本某些史家无论用什么历史著述配合军国主义的外侵，煽动作用也远远不及文艺的、新闻的宣传。而中国爱国史家的著述作为个人表态固然重要，但抗敌作用则十分微弱，更远远不及文艺形式、新闻报道和街头的宣传鼓动。因此，现代再高唱史学经世并无多大的必要性，应当解开政治与史学的纠葛，更何况历史知识一旦已被移作他用，已经走出历史学的范围了，不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内。现代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体制应当为史学和一切学术提供宽松的政治环境，应当给学术发展以经济上的支持，使其无后顾之忧地作求真、求是的探索，以期取得不断创新的成就。即只将学术求真、求是与求新作为历史学的宗旨，其效能有助于提高国家、民族的整体素质和智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