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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汉代刺史制度的探究 刺史制度是创始于武帝时期的地方监察制度。这一制度的发展变化与两汉政治关系密切，对后世影响亦颇为重大。劳榦关于两汉刺史制度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具有创始之功。他对汉代刺史制度的考察，善于结合历史背景，观其会通，以推求刺史设置之因缘。他认为，汉武帝的事业于元封时期达到鼎盛。在内政方面，汉初分封诸侯王国，除名称方面之外，完全与郡国相同；新置的郡县，在此时期也蔚为大观。在对外关系上，击溃匈奴势力，通西域，“开从古未有的新局面”。但元封时期亦出现衰象：公孙弘、汲黯、韩安国、郑当时、张汤、严助、朱买臣、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卓有建树的文官武将已经逝去，董仲舒、赵禹已老病不堪政事，新起之秀霍光、金日资历尚浅，尤其是卫青、霍去病、张骞之死对武帝触动极大。劳榦结合这一历史背景，又据《武帝纪》元封五年“大司马大将军青薨。初置刺史”的记载，得出“刺史的设置，在情理上的推测，是为应付新的局面”的结论。这种从历史背景出发对刺史设置因由的探讨，尤见卓识。 关于刺史职权的演变，劳榦采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对此做出了探究。他强调，西汉时期，刺史以“六条”察州，其职务是限制太守不应如何做，并非督促太守如何做，如所部太守犯法，只能察举，不能代治。至东汉初年，刺史的职权有所增加，这表现在刺史由监察人员开始转而领兵，镇压反抗。在顺帝阳嘉三年，刺史秩已由六百石增至二千石，甚至开始领郡，所以此时刺史领军、领郡为其以后成为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开了先河。同时，劳榦还运用归纳考证的方法，对刺史的除授作了深入考察。他对两《汉书》及《三国志》相关史料分类归纳，以确凿的实证指出刺史的来源主要有博士、侍御史、列大夫、议郎、尚书令、故九卿二千石、中郎将、尚书郎、中都官、河堤谒者、戊己校尉、县令高第、大将军三公掾属、孝廉茂才等。充任刺史的官吏，任职期满后，其转迁的方向与职位主要以二千石守相为最多，除此之外尚有为三辅河南尹、九卿将军列校、丞相司直、司隶校尉、尚书、侍御史、列大夫、中郎将、议郎、博士、大将军从事中郎等[9]。 劳榦在历史考证上具备深厚的功力，他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对两汉刺史的渊源、设置、因革、职权发展与职位的除授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其创榛辟莽的探索精神，激励着后代学人对此问题继续深入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