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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路 社会科学化史学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20世纪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路，一方面从属于中国史学自身的演变，一方面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密切相关。下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历程做一初步梳理。 (一)晚清“新史学”运动中社会科学化路径的开启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固有的学术体系趋于崩解，各种学术门类面临改造、转型和重组，其中历史学发生的变革尤剧，它从传统学术体系中独立出来而与各种社会科学结下不解之缘。在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中，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汪荣宝等人，在激烈批判传统正史的同时，积极跨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的方法治史。晚清新史学的主将梁启超是跨学科治史的先驱，他强调：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①他还身体力行，率先将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统计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章太炎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②他翻译日本学者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一书，并试图用之于中国通史的修撰。陈黻宸更认识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③黄节认为，西方科学对中国史学有所补益，“若其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诸编，有足裨吾史料者尤多”④。由此看来，中国现代史学在其发轫期就建立了与社会科学的联系。 此时，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最为密切，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即开始提倡用社会学的眼光研究历史。社会学的进化论和分期说对中国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章太炎将“深识进化之理”作为良史的必备条件。进化论和分期说改变了传统的断代为史的模式，建立了新的中国历史叙事框架。上古、中古、近世的演进，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递嬗，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产业社会的更替，社会学的进化论为历史学带来了进化史观，产生了一批以进化论为主线的新式中国通史，典型者如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历史学摆脱记诵之学、帝王教科书的旧轨，转而注重寻求进化法则、以人群为主体，皆可视为受社会学观念影响的结果。这一阶段为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萌芽。 (二)欧美新史学的引进与社会科学化理念的传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传入国内，社会科学为史学同盟军、以社会科学治史的观念得到普及。1921年，何炳松将新史学派领袖鲁宾逊的《新史学》一书译出。与之遥相呼应，南高派陈训慈等在《史地学报》上对美国新史学派成员的论作和活动进行评介和宣传。⑤随后，新史学派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如班兹(巴恩斯)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被陆续译成中文。黄公觉不满足于此，于是又对德国兰普勒希特和美国的新史学运动作了系统介绍。他在《新史学概要说》中专拟一编，题为“新史学与社会科学之关系”，其中形象地写到：“旧史学是闭门造车的东西。新史学则是与各种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结婚的产物。若是历史和社会科学一离婚，它就马上变成旧史学了”⑥。李璜则受法国社会学的启示，探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互影响，他认为“历史学的发展，实大有功于社会科学。……近今社会科学的发达，也实使历史内容改了观”⑦。1928年，李璜又出版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这表明，当时国内学者已经敏锐地捕捉到西方欧美史学的新动向，意识到中国新史学的建设离不开社会科学的辅翼。 与此同时，大学历史教学迅速向社会科学方向转化，其中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广东大学为典型。1920年，朱希祖接掌北京大学史学系后，开始按照“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理念大幅度调整课程设置。他主张一二年级应着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基础学科，并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科目，尤重社会心理学。各种社会科学占到课程总量的一半，且其中不少列为必修科目。⑧此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改革中亦推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的方针。之所以要学习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是因为“中国历史已成一种国际的学术。日本人和法国人尤其对于中国史学有贡献。他们研究的方法和结果，我们不能不知道。其它人文学术，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做综合工夫”⑨。与此相关联，在诸多“史学概论”、“历史研究法”作品中，设立专门章节探讨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北京武学书馆，1920年)第一部分之“史与科学”，吴贯因的《史之梯》(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第二章“史学与其它学科之关系”，卢绍稷的《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五章“史学与科学”，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七章“历史学与其它学科”，杨鸿烈的《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七章“论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科学”，等等，他们不约而同地重视这一问题，可见是意识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联。“历史学欲有所进步，必须兼治与其有关系之其它学科。”⑩这些内容在下一代学者心中播下了社会科学化的火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