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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唯物史观的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初即认识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联。李大钊认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学科都与史学相关，甚至将它们作为最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其中，社会学与史学关系尤为密切，二者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事实，区别只在于一为横向研究，一为纵向研究。瞿秋白、李达等则直接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社会学。因此，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社会学和史学交叉互渗，连为一体。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风行一时，几乎成为社会科学的代名词，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的高潮由此出现。在轰动一时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的方法得到大规模应用，重新构筑了中国历史体系。此派的社会史研究主要是一种理论探讨，中心议题在于确立中国社会的性质(包括当前和过往)，从当前立场出发构造中国历史体系，从《新思潮》到《读书杂志》，其为学路径是从理论到理论，更接近于社会科学模式的研究。“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严格地讲，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11)有学者指出，郭沫若、陶希圣等“以唯物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是“采用外国社会学之理论与方法来开垦中国社会学的园地”。(12)陶希圣“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13)。唯物史观派学者所运用的社会科学基本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如马恩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摩尔根的人类学。马克思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所阐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阶级的构成、社会发展模式等，都是考察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过程的社会学理论工具。不论自觉与否，唯物史观派研究历史本身就是用一种社会学来解释历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整合在一起，对殷周时代中国社会历史进行解读。郭书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自期，其直接源头是摩尔根的人类学著作《古代社会》。因而郭沫若实际上是在用进化学派的人类学理论探究中国古史。书中讨论卜辞中所见普那鲁亚家庭，“是运用人类学理论研究我国原始婚姻家庭的开始”(14)。时人张荫麟评价说：“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并指出“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15)借助新兴社会科学理论，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对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具有了与传统史家和实证学者完全不同的面目。 (四)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取向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学，已不局限于历史学范围之内，而是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各种学科的交汇。中国经济史学走向社会科学化的趋向，在1920年《建设》关于井田制有无问题的辩论中已经初现端倪。与胡适的考据学不同，胡汉民、廖仲恺等借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成果推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1930年代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的谷霁光、张荫麟、梁方仲、汤象龙等是援用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代表。谷霁光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考察中国历史上战国秦汉时期的重农轻商问题，其叙述和分析是在现代经济学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更为可贵的是，谷霁光意识到西方经济学观点与中国经济思想之间的歧异，因而反对盲目类比。(16)梁方仲也曾借用国外学者吞伦的理论来讨论土地位置与田赋输纳方式的关系。与经济学方法密切相关的统计学方法也为经济史学者所广泛采用。经济史的研究内容，如户口、田地、租税、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收支等等，均须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加以量化，才能达到相对精确。梁方仲对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进行统计分析，被称为“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7)。张荫麟则试图从北宋时期主客户分配的统计数字上说明当时几次社会骚动与土地集中无关。汤象龙还较早注意到统计方法的使用限度。食货派也倡导“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积极引介西方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连士升翻译桑巴德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克拉判的《经济史学科》和《论经济史研究》，鞠清远选译格拉斯的《经济史之兴起》，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参照。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派的朱谦之、陈啸江、王兴瑞主张“史学为社会科学之一”，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力图实现社会科学化。经济史成为当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进行对话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