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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时期以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重新整合 1949年后，由于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性、排他性，社会学等学科或被取消，或被替代，史学社会科学化成为无源之水，陷入萎缩。社会科学化史学的重新启动和再现辉煌是1980年代中后期。此时，伴随对西方史学方法的积极介绍和引进，计量方法、比较方法、心理学方法成为历史研究的新潮，经由跨学科之路实现史学的变革成为一种共识。在历史研究中，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应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领域全面开花，显示出巨大的生机。 其中，社会史的复兴和繁荣尤具典型意义。最初，社会学成为社会史研究最主要的方法。按照社会学主题研究历史，突破了以往政治、经济、文化条块分割的著述格局，扩展和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社会科学理论如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国家—社会理论、区域社会研究理论大量引入社会史研究领域，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例如，马敏、朱英采用“市民社会”范式对近代商会和绅商的研究，王先明采用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概念对近代绅士阶层的研究，冯尔康采用社会结构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演变的研究，王笛关于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研究，都表现出强烈的跨学科倾向。近年来，社会史又转向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成为一个新兴领域，以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华南学者为代表。历史人类学主张同时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实现相互交叉和双向借鉴。历史人类学的特征是从民俗入手研究历史，田野调查法的应用根本改变了以书本文献为中心的传统作业方式。运用人类学进行区域研究、社区研究成为一种时尚。最近“新社会史”出现，主张将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进行本土化改造，构建适应中国历史特点的分析框架，从而扭转长期以来简单移植挪用西方理论的做法，无疑会将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推向一个新境界。 (八)港台史学的跨学科主张与实践 社会科学史学是受欧美史学潮流的席卷而在我国港台地区兴起的，1950年代后期，殷海光首倡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正式揭橥社会科学史学的旗帜。1960年代以后，以《思与言》和《食货月刊》为平台，在一批具有留美背景的新锐学人的大力推动下，社会科学史学思潮一跃成为港台史坛的主流。 港台学界不但对以社会科学治史展开了大量理论方法层面的讨论，还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具体的中国史研究中。西方社会科学的结构功能理论为港台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许倬云采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做比较研究的方法学，借助涂尔干的社会关系分类观念，以功能主义挑选一个变数，分析全体各函数的工具，驾驭量化了的文献资料，其《先秦社会史论》将春秋社会与战国社会做成两个横切面，讨论导致差异的动力因素。管东贵通过结构的观点讨论满清政权兴亡、满族汉化的因由，“从结构功能的观点看，满清政权之无法维持，及其汉化之无法遏止，乃是由于在他们的生存问题上，事关全局的结构陷入了解体性漩涡的缘故”，“满族汉化之整体性的变迁运作过程及其历时回馈的情形，却只有从‘结构’的观点去看才能看到”。(19)港台地区较早利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者当推许倬云。在《先秦社会史论》中，许倬云使用《左传》、《后汉书》“古今人表”和《史记》对500年间士大夫社会身分的升降作统计学分析，以显示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的变动。毛汉光运用量化方法则更为细密。他的《两晋南北朝土族政治之研究》一书将官吏的出身分为士族、小姓、寒素三类，对4021名官吏在史籍中的出现频率以及所记载的行为、家世渊源进行了分类统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计划”将量化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20)西方现代心理史学的理论方法也为港台学者所广泛应用。余英时依据埃里克森的“认同危机”理论分析了章学诚早年在学术上的认同困惑，张瑞德考察了蒋梦麟早年的心理冲突与平衡，郭正昭解剖了严复型危机感的意理结构，黄克武对章太炎的早年生涯进行了心理分析，雷家骥探寻了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此外，朱宏源、陈建隆等用心理史学方法分析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康有为、秋瑾等近现代政治人物的政治人格。(21)总之，港台史学界援引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突破了以考据为中心的旧轨，与欧美学术潮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