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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 我们要做好历史教学，《实践论》才是我们新史学界治学的最高依据。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是三位一体的，隔断三者中间的关系，而孤立研究，正是旧史学界的局限，只有新史学才能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最基础理论方面出发。(26)历史教学是实践活动，侯外庐提出《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在两个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一是把历史教学置于正确的理论指导之下，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有的历史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反复实践的过程。这反映了侯外庐致力于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决心和睿智。 《〈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一文的内容很丰富，从历史教学来看，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这一伟大科学的教养”，在历史教学领域大有可为。侯外庐怀着充分的信心写道：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合法地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了(从前我们，有一段非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痛苦时期)，具有这一伟大科学的教养，我们可能脱去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狭隘观点，来论证历史。(27)历史学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史学工作者由于可以有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这一伟大科学的教养”而发生变化，而历史教学由于上述两种变化而必将发生变化，侯外庐以这种欣喜的、自信的热忱激励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学的承担者，希望大家看到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和历史科学发展的趋势，并在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在历史修养与历史教学的相互作用中，掌握历史的具体规律。侯外庐用他的思想家、理论家的笔触写道： 历史修养与历史教学是相互为用的，因此在历史教学之中，我们应该作为科学的实验去看待，预定好了的历史工程设计，还要在不断的试验中，检证它的真实性，事实上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一次实验就可以达到预期目的，工程设计的局部或全部之改变，是在实验过程中常有的事，在教学中正是这个过程，我们善于珍贵教学过程，就可能掌握住历史的具体规律。(28)侯外庐说的“历史修养”，我想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二是对史学的认识和理解，这二者都与历史教学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侯外庐把历史教学的实践称为“历史工程设计”，其名既重，其行亦难，这是赋予历史教学以崇高的使命。这种对历史教学近乎庄严的态度，在当时是可贵的，在今天仍值得大力提倡。在“历史修养与历史教学”的反复互动过程中，逐步认识并掌握“历史的具体规律”，这是对历史教学所要达到的最高要求。 第三，历史教学始终面临着现实的使命。侯外庐指出： 然而历史教学者，又不能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为历史而历史，他必须在教学之中，适应现实社会的革命实践，善于把古人的历史实践与现在客观进展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批判地解释历史中某一系列的发展规律，如抗日战争时代、解放战争时代、抗美援朝的今日，都有历史教学中特定的历史实践的发挥。这虽不是革命指导本身，然至少也是推进社会发展与革命需要的辅助部分。(29)这一段话表明，历史教学讲的内容是过去的历史，但是它又承担现实的使命。这现实的使命，就是侯外庐说的“现实社会的革命实践”和“特定的历史实践”，前者是泛指，后者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我常常在想，研究历史，是要说明历史在现实中的意义；研究史学，是要讲清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为此大声疾呼。读了侯外庐的上面这段话，在理论上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即如何在“古人的历史实践”与现实“特定的历史实践”二者中思考其联系，使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不脱离当前的社会和历史进程，是史学工作者应当身体力行的社会责任。 《〈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一文发表已经五十多年了，它至今仍然是论述这一问题的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可以常读常新，在指导历史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侯外庐关于历史教学所发表的这些重要理论，都是建立在丰富的教育实践基础之上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解放后的第一位系主任，从1949年4月至1951年初，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开展教学改革，取得重要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曾任侯外庐学术秘书的刘淑娟先生，按照白寿彝先生的嘱咐，根据档案资料，撰写了《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文，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这里，我转述此文的一些要点，从中约略可见侯外庐在教学改革方面的缜密的思考和教育家的本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