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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费，我就从生活费里挤，从牙缝里攒，能省则省，我对自己的苛刻近乎极致，对于我来说，没有吃不了的苦，为了去广西访问父亲的亲属搜集资料，我楞是坐了三天的硬座，连着三天晚上都是用席子在座位下面的车厢地板上一铺就睡了；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曾两次帮助我拨款，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巨大的花销费用，但我仍然是能省则省。1992年我去俄罗斯查找资料，政协机关财务处的同志问我2000美金够不够？我说没问题。为了节省经费，我没有坐飞机，而是坐了6天7夜的火车才到达莫斯科，在俄罗斯查找资料两个多月的时间，没有进过一次饭馆，都是啃着面包、牛奶等充饥，连吃带住总共只花了1000多美金，也就是9000多人民币，两个月以后我回到北京，当我把900多美金还到政协机关财务处长的手里，他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可是我却从数千里外的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找回了父亲1922年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3年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1937年普希金纪念集等国内罕见的重要资料的复印件，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在莫斯科的时候，素不相识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的研究员尤拉闻讯特意来看望我，并告诉我，他在研究中发现张西曼是一个在近代中国发挥过重大影响和作用，但在中国国民党党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中都没有涉及的边缘人物，他的话更坚定了我积极搜寻先父资料，以填补历史空白的决心。从2002年到2005年，我终于发现父亲作为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不为一党之私，不为一己之利，竟然成为毕生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壮大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国民党人，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仅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1月的“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的音译）丛书”的初版本一次就印刷了3000册；又根据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唐启华教授提供的消息：他亲眼见过孙中山给先父张西曼任命为“中俄联络员”的任命状，同时父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三次向孙中山建议实行“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的历史贡献，这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造就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也从1921年的50多人发展到1927年的5万多人，可见当时社会需求量之高和影响之大，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称赞我的发现是“重大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空白！” 2002年起，社会上一批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仇恨中俄友谊的人，企图全盘否定中国革命、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全盘否定苏联1945年出动174万大军，跟蒙古军队一起共同歼灭日本关东军，帮助中国夺取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事实。他们不敢直接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却开始捏造虚假事实，向一生公开“亲苏袒共（据重庆警察局的历史档案披露）”的先父张西曼发起了攻击，从报纸、杂志到网络，从国内到香港《大公报》，都发表了他们点名攻击我们父女的文章，我遵照著名的“两头真”干部、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同志所说“你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们对你父亲的攻击是错误的，但是你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既可以活跃文坛，同时也可以宣传你的父亲！”的指示，孤身一人坚持战斗了5年，每天都是利用白天查阅资料，凌晨半夜的时间写稿发稿，他们从哪里进攻，我就在哪里还击，根据事实逐条驳斥他们的谬论，驳得对手最后哑口无言，我一往无前的精神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一些素不相识的朋友也站在我一边跟我共同战斗，达到了既活跃文坛，又争取人心，同时宣传父亲张西曼的目的，终于大获全胜！ 为了向世人昭告父亲张西曼无私无畏、为中华民族的富强奋斗一生的了不起的业绩，更是为了告诉全世界中华民族有如此出色的儿子，我尽自己所能去填补历史空白，我认为这是我毕生应该完成的事业，我是不计一切地付出，咬着牙坚持干，直到今天，我仍然每个月都要挤出三分之一的退休工资用于为父亲张西曼复印邮寄资料广为散发，推动有关方面开展对张西曼的研究。 没有线索，我就从父亲的治丧委员会和生前好友学生入手，滚雪球般地慢慢扩大联络范围。在石西民、于刚等老同志的帮助下，我的笔记本上联络的人名不断增多，很多前辈纷纷为先父题词，象宋平、陈立夫、楚图南、周谷城、雷洁琼、胡绳、张友渔、夏衍、臧克家、董寿平、童小鹏等等都为父亲留下了宝贵的墨迹，这些不仅是对父亲生平事迹的赞扬，更是对历史深切的回顾，我感到越往上面找，越有人了解父亲，更明白了我从事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如今熟悉父亲的绝大多数老前辈都已作古，但我抢救的史料却永远留存下来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的同志称赞说：“你搜集的这些资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1985年的先父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临散会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向我转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书记的指示：“一定要把你父亲老一辈的生平资料整理出来，以教育后代。这些材料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从此我更自觉地踏上永不休止的探索之路，此生不息，此志不懈！ 1992年，在一次查阅资料时，我偶然发现当年诬陷者的子女在1985年就开始了对我母亲的新一轮攻击，甚至把矛头对准当年1岁的我，我知道他们就是想阻止我继续为恢复父亲的历史地位的追求脚步，我决心以事实彻底为母亲魏希昭恢复清白，因为只有把母亲的历史搞清楚，才能够彻底粉碎诬告者及其子孙后代借打击我母亲而往我父亲张西曼身上泼污水的阴谋，这是围绕张西曼遗著展开的一场生死搏斗，更是长达60年的较量。于是我根据母亲在文革中交代自己历史的简历材料为线索，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搜寻。我奇迹般地在北京、上海、山东、山西、湖南、广西等地找齐了数十个证明人，从母亲1929年开始投身学生运动到1949年在卫生部工作期间的所有见证人，包括蒙冤以后的材料。我还访问了曾在中苏文化协会工作、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朋友们，写下了宝贵的证明材料，证实父亲的生活作风严肃正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特别是我从卫生部寻访了60多位离退休干部，才找到了1952年负责处理我母亲丢掉公职时的人事处长、1957年就因错划右派调离卫生部到宁夏工作、年已90岁的马坚之先生，老天有眼，90岁的老人居然能说话，还有记忆力，竟然还能写字，他告诉我一个惊天的秘密，实际早在1952年母亲的档案就已经瞒着母亲被卫生部退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母亲早已不是卫生部的干部了，可是此后卫生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合谋向我母亲隐瞒事实真相25年，直到母亲逝世。我望着手边保存的1970年和1971年母亲写给卫生部领导的要求恢复公职、落款是“卫生部停薪留职干部魏希昭”的申诉书草稿，悲愤的心情无以言表。当我找到沈醉先生，他居然还记得七十年代初期公安机关曾找到他，询问张西曼有一个残疾夫人是不是“特务”的问题，当时他坚决予以否认，沈醉先生说：“造谣诬陷在国民党时代也是不能允许的！”并立即为我写好证明，沈醉先生告诉我，数十年中，来找他写材料的人不计其数，但是“当天取证、当天写好，当天盖章、当天拿走，你是头一个！”是啊，我是下定决心从政治、生活作风等方面彻底为无辜善良的母亲和正直勇敢的父亲恢复清白，200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干部看了我提供的全部证明材料以后由衷地告诉我“虽然组织上还没有给你的母亲做结论，但在我的心中早已为她老人家平了反！”另外一个干部也说：“你的工作量是几个人也完成不了的，佩服！佩服！”干部局的一位同志说：“搜集张西曼资料这件事本来该我们党来干，你为国家尽了忠，为父母尽了孝，做到了忠孝两全！”2000年在好心的公安干警的帮助下，我又奇迹般地找到公安局派出所立案存留的母亲档案，事实说明母亲从1952年被剥夺公职后，长期处于公安机关的监视之下，甚至连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和参观中草药展览都不能幸免，母亲所受的歧视和侮辱迫害是证据确凿的。2005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说“你的母亲没有任何问题，某某某1950年的信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正在以艰苦的努力恢复母亲的清白，彻底粉碎了当年诬陷者借着打击我母亲以报复张西曼的阴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