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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曼女士： 承惠赠《追寻先辈的足迹》1种1册，敬谨錄石渠，什袭典藏，君之雅行，溉沾士林，嘉惠来学。特颁此状，用申谢忱。 国家图书馆（印 ） 2006年02月15日 有什么能比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认可更使我倍受鼓舞呢！是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唯一能使人的生命无限延长的，就是留下几本反映真实历史、不说假话空话的好书在人间啊！ 2009年7月又在九三中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提供的部分经费支持下，把《张西曼纪念文集》、《追寻先辈的足迹》、父亲1923年出版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1937年的《苏联新宪法》、1945年《民主与科学》杂志、1949年《历史回忆》等等复印后散发给出席“纪念张西曼先生逝世60周年座谈会”的专家学者和各个相关图书馆和档案馆，进一步推动了对张西曼的研究，在我的心目中，张西曼研究是我应该献身的崇高的事业，早已超过了简单的父女之间的感情，我的父亲不仅属于我自己，他更属于我的国家和我们中华民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面对特务的枪口、面对死亡的威胁，毫不畏惧、表里如一，敢言别人之不敢言、无私无畏地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不仅顺应时代潮流，更勇敢地推动历史潮流，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为实施联苏制日方针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摆脱封建残余，推动法制建设，奋斗了短短的但却波澜壮阔的54年，成为国民党人中唯一的一个毕生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公开支持共产党，对共产党的错误也公开批评，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抗日民族英雄，为推动中国民主与科学和宪政民主的实现战斗在时代的最前沿的英勇战士。 在60年来国内外没有任何专门的学者研究张西曼的情况下，根据母亲在多年逆境中精心保存下来的父亲资料，我的40年的业余研究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奠定了研究基础，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负责撰写“中俄文化交流史”的李随安研究员多次表示我的搜集整理工作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最大的方便，还说我的行为难能可贵；天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中苏文化交流史的郝淑霞博士接到我的书和资料后的答复是“如获至宝”。一位东北师范大学的博士在2009年春开始从事“张西曼思想研究”，与我联系上的第二天就飞到北京找我寻找资料，他告诉我，如果没有我提供的这40年来努力搜集的1995年出版的《张西曼纪念文集》、2005复印出版的《追寻先辈的足迹》等张西曼资料，他根本无法着手进行“张西曼思想研究”；2009年9月20日，九三贵州省委会的网上社员朋友告诉我，她根据我赠送的《张西曼纪念文集》和《追寻先辈的足迹》等资料撰写的关于先父张西曼的论文荣获省级征文二等奖，我比自己获奖还高兴，因为我的书被许多朋友采纳，已经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非常有意思的是，2006年，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的副研究员告诉我，他们夫妇原来打算不要孩子，但是看到我的奋斗事迹以后，决心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我高兴地开怀大笑。当这篇稿子初步完稿的2009年9月24日，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巧遇这位研究员，正好是他的女儿满2岁4个月的日子，我真诚地祝愿他的女儿健康快乐成长！ 我的文章流传甚广，还得到很多国内外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朋友的认可和引用，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甚至称赞我是中俄文化交流界“中国最伟大的三个女性”之一，这难道不是我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如今我虽然已退休6年了，仍然继续奔走图书馆档案馆搜集资料笔耕不缀，我撰写的先父张西曼教授于1935年10月创办的《中苏文化协会史料长编》（1935-1949）现在已经超过6万6千多字，又写了9000字的《张西曼著述年表》，5000字的《张西曼》小传，39000字的《张西曼》传记，同时在着手编辑《张西曼年谱长编》、《中苏文化协会史料长编》等，继续搜集整理《张西曼文集》，任重而道远。其实，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无数好心人大力支持的结果，远的不说，仅近代史研究所的各位专家学者，包括博导、研究员、博士等，就有多位同志及时把他们发现的张西曼资料提供给我，他们的多方支持，填补了我力所不及的研究领域，如张海鹏、耿云志、徐曰彪、杨光辉、薛衔天、唐宝林、朱宗震、韩信夫、古为明、闻黎明、栾景河、李长莉、贾维、李仲明、赵庆云、何树远等等，挂一漏万，仅在此略表诚挚的谢忱。特别是图书馆的农伟雄、杜春和两位老副馆长，在他们在职的时候，不仅允许我每天利用阅览室看书，还特准给我办了借书证，甚至允许我和所里的研究人员一样可以亲自到书库里查书，这些珍贵的支持，我永世不忘！谨在此向一切曾经对我伸出援手的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祝好人一生平安幸福！ 2010年1月19日我偶然在互联网上发现2006年《党史文汇》转载了1986年《四川党史通讯》发表署名周子信文章的部分内容“中国最早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是1919年下半年由张西曼在北京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看后令我兴奋不已，我立即打长途电话找到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党史三处郭生春同志的帮助下，了解到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张西曼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帮助我复印寄到北京，同时我立即着手寻找周子信的下落，上网后发现周子信数篇文章都是有关党史的，尤其在2009年《团结报》还发表过他写的“陈独秀与李大钊”，据此我判断周子信肯定是个党史方面的老专家，而且至今健在，我就开始向团结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等一系列单位的朋友们询问，结果都没有找到，但我不灰心继续拨电话，接着又找到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张量研究员，通过抗日战争史学会何理会长终于找到周子信教授的下落，原来周子信是国防大学党史党建部82岁离休的老师长、老教授，1978年12月借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负责中共创建时期历史的研究，1981年借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党史党建组组长，他的研究扎实而深入，我马上赶到周子信教授家，老师长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我向他提供了我40年来研究的成果，他经过反复回忆思考，又写出新的文章“张西曼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后被报纸改名为“社会主义研究会初探”，发表在2010年3月18日《团结报》第7版，这篇文章非常珍贵，提供了周子信教授1979年10月访问86岁的张申府先生时，张申府先生提供了他曾亲身参加父亲张西曼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随后张申府才与李大钊共同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重要情况。当我向周子信教授表示感谢时，他的回答是“实事求是嘛！”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得知消息后兴奋地告诉我“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事实证明，先父张西曼教授1918年在俄罗斯时开始翻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并于1920年出版，1919年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1922年以前三次向孙中山先生建议联俄联共三大政策，以后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民主、科学、宪政的实现奋斗一生，都充分说明了父亲张西曼在近代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为了不使青史尽成灰，在母亲的影响下，我40年如一日为父亲的付出填补了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历史空白，真是太值得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