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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困难越向前，在我不间断的努力下，我的理想和追求有了回报，我在查阅报纸时发现父亲的活动在二十年代的《晨报》上就有多处报道，而最早的资料是1918年哈尔滨档案馆存放的《怀念中之五君子》一文，记载了父亲1917年在东北哈尔滨与友人霍占一等创办东华学校的贡献，并称为“五君子”；我还查到1920年北京大学档案馆保存的父亲与李大钊、顾颉刚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并担任“编目组事务员”的材料，证实父亲回忆录中提到的1919年在北京大学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并于1920年创办北大俄文系所言不谬；我在《少年中国》杂志一卷九期上发现了父亲1920年3月15日发表的《俄国诗豪朴思硁（普希金）传》，成为十月革命后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文章；我又发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我的父亲张西曼1920年曾与李大钊共同创立俄国灾荒赈济会，父亲任总务股副主任，而李大钊则任文书股副主任，发动全国上下募捐，为伏尔加河流域大灾荒中的苏俄难民送去珍贵的粮食和物资；并发现了父亲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多次的捐款记录；在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副所长的帮助下，我发现了父亲1921年4月给胡适先生的信，谈到“我是有志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一人，且常以中俄文化的‘相互沟通’自任”的重要内容；而1922年苏俄全权代表越飞来到北京，8月20日《晨报》上曾报道我的父亲曾为俄国灾荒赈济会会长熊希龄和越飞之间担任翻译；还在1945年10月10日《中央日报》上发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刊登了向父亲等一批抗战有功人员颁发“胜利勋章”的消息等等，而1995年父亲百年诞辰时被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称颂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充分肯定了父亲在近代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战争文化战线上的历史地位。1999年俄中友协为表彰我三十年如一日搜寻先父和中苏文化协会史料，向我颁发了“俄中友谊”功勋纪念奖章并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聘为全国理事会理事，2005年我作为父亲张西曼的小女儿在人民大会堂获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奖章。 2009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的78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的“百姓抗战”展览中也终于有了我的父亲张西曼的事迹陈列，展柜的标题就是“此身已许中流柱，一往无前志未灰”，赞颂了被誉为文化战线上“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的父亲张西曼，在中华民族遭受日寇侵略的生死关头，以口笔做刀枪，奋不顾身地支持救国会，声援七君子，援助绥远抗战的英雄事迹，真是难得的历史性的突破！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从1991年起，我多方奔走，曾经找过150多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常委、委员，分别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民革中央名誉主席贾亦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鲁迅研究纪念馆馆长陈漱渝、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等先后作为提案发起人，多次办理了全国政协提案，其中三次提出抢救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旧址并办成纪念馆，迫使重庆警备区未能实施其准备拆除此遗址修建宿舍楼的设想。2000年终于得到重庆市政府的批示同意建立“重庆中苏文化会遗址暨张西曼旧居陈列馆”，2005年我又请黄华副委员长为该处遗址题写了馆名。但由于该地址产权归重庆警备区属于军产，至今仍未能最后彻底解决，但我仍在继续为中华民族保存这一处重要的抗日战争文化遗迹而奋斗！同时，发起提案在故乡湖南长沙建立纪念地，2000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在父亲的故居地长沙谭家塘建立“百禄亭”以资纪念，但该提案多年没有落实，2009年10月，我利用到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参加中国现代史学会会议的机会，经省、市政府办公厅、文化局等单位协调，“百禄亭”的兴建已经得到高度重视并纳入规划开始实施，湖湘文库也把父亲的大部分文章纳入文库的出版范围。 1995年为出版《张西曼纪念文集》，从接到任务开始编书到交稿，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在女儿李红叶的帮助下，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把编辑整理的稿子全部打印好交到编辑手中，我的责任编辑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整齐的稿子！”而从编辑到印刷出版一共只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创造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史上的奇迹，这批纪念文集是冒着热气送到“纪念张西曼先生诞辰百周年”大会现场的，我的拼搏终于把本来的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出书以后，当时出版社要求我年底归还书款2万7千多元，接着我又责无旁贷地开始一个全新的领域——到处推销我的书，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的东西南北都留下我不畏艰难困苦的辛劳的足迹，为了卖书还债，政协会议期间，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东奔西走，东到靠近通县的华润大厦，西到位于石景山的京燕宾馆，南到丰台的京丰宾馆，北到北四环的五洲大酒店，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几乎每天都是饿着肚子坚持到深夜。我曾写了“卖书记”记载了这段风餐露宿、风雨交加的艰难日子。那一年我每天仅能休息2、3个小时，年仅46岁就因为过度的劳累使我整个白了头发，但我的斗争意志却永远不会消沉！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经历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挫折和苦难，这正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身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而我想大概苍天就是为了要我吃苦完成搜集先父生平资料才给我父亲留下当年1岁的女儿而到这个世界来的，这正是老天对我的眷顾吧！ 当我为张西曼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获得许多朋友衷心赞誉之时，在我的身边，自然也有不理解、嫉妒甚至打击我的现象存在，我的辛劳付出，不仅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好处，甚至影响到我的提职、提级和选拔任用，我在正处级干部位置上工作了整整14年，尽管我没白没夜地奔忙，还为民盟中央完成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出版的八卷本《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我作为第一主编完成了其中的《中国民主同盟卷》并编写了1941至1997年的《中国民主同盟大事记》，该套丛书2002年曾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填补了民盟历史上的空白，却因业余搜集了张西曼资料多年得不到提拔，因此影响了我的工资、住房等实际利益，但我在名利的诱惑面前，却认准了从事“张西曼研究”是我毕生应该从事的事业，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人可能像我一样无私地为填补历史空白、为研究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张西曼付出了，我不牺牲个人利益谁牺牲、我不奉献谁奉献呢？今天回头看来，我的付出真是太值得了！ 我到处搜集先父资料，并勤于笔耕，在国内国外《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炎黄春秋》、《百年潮》、《纵横》以及香港《文汇报》等各种报刊杂志和网络上发表有关先父的文章160多篇，又于1995年出版《张西曼纪念文集》（36万字），因缺乏经费于2005年自行复印装订出版《追寻先辈的足迹》（50万字），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我这本因缺乏经费没有能够正式出版、没有书号、只是复印装订成册的书竟然被慧眼识珠的国家图书馆任继愈老馆长看中，让国家图书馆给我颁发了收藏的感谢状，国家图书馆的感谢状的内容如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