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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与学问家 2004年2月5日，李新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八十六岁。住院时间长达六年之久，虽瘫痪在床，却心系学术研究，念念不忘民国史编纂工作。 李新入院前，1998年1月至11月下旬，他到近代史所次数较多，我到万寿路寓所看他也较以往多些。10月2日，现代史研究室（今称革命史研究室）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写书组同仁，连同研究生共二十人，齐集先生家中恭祝他的八十寿辰。当李玉贞把祝寿蛋糕送到他手上时，先生满面春风，与大家拍照。午饭时，先生喝了彭明带来的茅台酒，谈兴更浓，畅叙民国史、革命史研究成绩和今后规划，鼓励大家深入研究，写出新作。10月6日，李新到近代史所，送来他写给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贺信贺联，交我带到武汉代他宣读。同时，把他刚出版的回忆录续集送给民国史室和现代史室的同仁。 李新从1990年代初开始写他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备组织考察确认工龄起始年限，办理离休手续。开篇之作《巴山风雨》，记述他在1935年冬担任重庆学联主席，领导川东“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时的经历，经组织调查证明完全属实，毫无虚假。以此为起点，先生先后写成两本回忆录，从1935年写到1965年“文革”前夕，共二十多篇，近四十万字。 李新原来没有写回忆录的念头，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写回忆录。1950年代，李新随吴玉章住在成都金牛坝，协助吴老写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回忆录。恰好陈毅外长从国外回来住此，李新拜访陈毅，谈留法事甚详。李新说代陈毅把这段历史写出。陈毅说，留法时，吴老已是名流，我还是娃娃呢，我没有资格写回忆录。李新想，“陈毅尚且说他没有资格写回忆录，那么，我还有什么资格呢？”可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却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而我必须写回忆录……至于够不够资格，我就不管它了。” 李新是一位心忧天下，关爱苍生，不爱钱，不求官，爱读书，讲真话，既不整人又善于保护自己的真正革命者。1936年冬，刚满十八岁的李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与同学四五人徒步奔赴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招生委员。1939年返延安，任《中国青年》助编（主编胡乔木）。同年秋任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剧团指导员兼团长，率团赴华北抗日前线。其后，历任中共北方局青训班主任，中共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组织科长、青委书记，中共河南杞县县委书记。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整军小组成员、第十八集团军北平办事处滕代远公馆中校秘书兼党支部书记。撤离北平后，任中共河北永年县委书记兼围城司令部政治委员。1948年任华北局青委负责人，同年任华北大学一部副主任，兼正定分校主任。1950年初，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筹办工作，历任校教务部副部长、校党委副书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校团委书记。1956年起，开始治学。1961至1962年，协助吴玉章撰写《辛亥革命》回忆录和《历史文集》。旋辞一切行政职务，调至近代史研究所协助范文澜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任研究员、通史组组长、副所长。1980至1986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1997年离休。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建国初期，李新有机会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青委书记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未就。弃政从文，进而治学，是他的最佳选择，完成了一位政治革命者向文化学者的转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