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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植根于历史与现实，历史不真实，现实被歪曲，理论就难以正确，就不会说服人。这是李新晚年反复思考的问题。1998年，他经常走访老朋友徐禾、李锐、徐滨、胡沙，阅读大量图书资料，多半是想解读理论上的纠结。有几次，他问大家：“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这两个概念，放在一个人身上，究竟怎么看呢？他在北京大学指导一个研究生小组，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他觉得不好回答，便对他们说：“你们是研究生了，有问题应当多思考、多读书，独立解决。”一次，中央党史研究室开会，胡乔木、胡绳、廖盖隆都在座。李新谈到北大同学研究生的质疑，胡绳、廖盖隆都发表见解，胡乔木则笑而不答，仍然没有说清楚其中的道理。李新认为，任何人不凭实际，只求政治需要，就想编造一套“理论”而不露破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专属毛一人。它战无不胜，绝对正确，必须坚持，不可动摇，不能质疑，不可一分为二。“毛泽东的思想”则属毛个人所有。 雨歇凭栏当反思 1998年，李新最关注的还是《中华民国史》。5月13日，面告金以林催曾业英编写的第七卷书稿。6月29日，汪朝光把周天度编写的第八卷书稿送给李新。李新乐观地说，“民国史不但完成有望，而且在学术界会有一定地位。”又说，“奋斗二十八年，终能完成此巨项，心底可安了。以后除写回忆录外，可以休息矣！”读周天度卷稿，称许之余，删去七君子获释一节中毛泽东无关之语，指出：“务使民国史出版后，能在学术界更站得住脚，不要生拉硬扯地贴标签。” 李新不满意那些著名史学家的“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更不喜欢隐去细节，以理塑史。认为那是空洞无物，史不像史，论不像论，不伦不类，误导读者的著作。有人鼓吹写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其实就是要根据政治需要去剪裁改写历史，把历史真相弄得面目全非。他说，范文澜主张写历史就要写成真史、信史，史而不真、不信，怎么能以史为鉴呢？又说，如果高喊唯物史现，又不敢写真信的历史，那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倒霉时，平江起义不能写。怎么办？李新提议对红五军采取补叙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就像古代史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叙。如此，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大家赞同李新此议，谓之“用心良苦”。李新在《八角亭编书记》中写道：“是的，我的心是苦的，也是良的，不管怎样想方设法以求出书，总不能连良心也丧失啊！唉，怎么在历经千难万险才缔造起来的新中国，写书竟是这样的困难呢？我们在革命中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么到今天成了这种情形呢？我感到痛心，但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回顾“文革”时被批为“八角亭学派”、“三反学派”，李新更是感慨不已。他说：“‘三反’扯不上，‘学派’也不敢当。但我们确有一种共同的学风。这种学风主张‘论从史出’，要写真史，写信史，少发空论，反对‘以论带史’，要把历史事实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翔实地写出来，做到‘史论结合’。”这种良好的学风，未因“反右倾”、“大跃进”和“文革”而失坠，相反，在《中华民国史》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的编撰中得以延续。李新虽已长逝，后继者仍然会坚守和高扬这种良好学风，并把它传承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