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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位不谋其政 李新于1980年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职，1997年离休，长达十七年。人们常常问起，李新为什么不参与党史编撰工作？他说，我是拿党研室的薪资，干近代史所的事，这事原来就是跟胡乔木、廖盖隆说好了的。1998年，我到万寿路寓所看他时，他又谈到这件事，从筹建党研室说起，谈得很详细。 先是，1979年5月，李新访美回来，胡乔木约李新到他家里，对李新说：“党成立快六十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党史。毛主席曾经要董老（必武）主持编写，一直没有动手。现在条件成熟，我想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党史机构，编写党史。今天找你来，想请你帮我起草一个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你看如何？”李新应允。两天后李新拿着报告稿去见胡乔木，两人就机构设置，人员条件、选调与配置，图书资料，编审委员会名单等交换意见。胡乔木基本同意李新的下述意见：把有文化素养的老干部、老党员和业务水平拔尖的教授、副教授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坚强有素养的党史研究力量。对研究人员的待遇必须要优厚些，特别是对来自高校的人员，因为他们原来的待遇太低了。他们的收入同民国前期教授相比，实在可怜。政治待遇，更要提高，必须让他们能看到各方面的文件，特别是能看到档案馆收藏的保密历史资料，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写出有价值的著作。行政人员力求精简，以免形成一个官僚机构。关于研究室的领导人选，胡乔木表示当仁不让，他愿当主任。副主任冯文彬，华楠（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新，而由李新主持日常工作。李新诚恳地说：我连大学都没上过，在大学里工作，不过是外行领导内行。你要我主编革命史，我也是以组织者和学习者的态度承担下来的，何况我还在主编中华民国史。以我的能力，主编两部书已是超负荷了，哪里还有能力来管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呢？两人和善地讨论好久，胡乔木终于同意另找他人做常务副主任。李新推荐廖盖隆，胡乔木同意了。最后公布领导人时，李新仍为副主任，挂名而已。 李新之所以不参与撰写党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文革”动乱之际，中共党史已经变成为一个人树碑立传、无限神化的虚假记录。而大量机密档案，却有法而不遵，不向或极少向研究者开放。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奥秘，因而深埋不彰。要写一部真实客观公正的党史，谈何容易？张宪文曾经听李新说，党史好比一座堡垒，攻不动。我也听李新不止一次表示，他不参与写党史，很重要的原因是无法看到应该看到的内部档案。他说，如果不能看到应该看到的全部秘密档案文件，我绝不会去写党史，绝不会虚耗精力去制造假历史，让时人与后人诟骂。他之所以写西安事变论文，是1960年代档案管理者遵制开放档案时，他看到了西安事变过程中中共高层与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刘鼎之间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处理事变的秘密文件。1980年代，我们编撰《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初期，每卷可以派两人阅抄档案，1989年政治风波后被叫停。档案高度垄断的不良后果，一是掩盖历史真相，二是为某些人曲解历史开方便之门，使历史虚无者肆无忌惮，横行无阻。1998年7月7日，李新往木樨地部长楼拜望徐滨（黎澍夫人），在座一群徐滨的老同事请李新讲党史，并进行交流。李新事后说，“我们许多老党员对党史仍是糊涂的，欺骗宣传的作用，可不能低估啊！”  1998年10月2日，近代史所现代史研究室及写书组成员在万寿路李新家聚会，祝贺李新八秩之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