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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晚年依然两袖清风，家徒四壁。八十岁生日前后，电视机屏幕模糊，电冰箱已难制冷。家中两个书架、一套沙发、办公桌椅，全是由公家借来的旧品。10月中旬，水电费和电话费约八百元，竟无钱交付，只好向近代史所刘敬坤借一千元。随后拿到稿费一千八百元，交城内家用一千元，剩下八百元聊供维持西郊日常生活。万寿路的部长、副部长楼群中，像李新这样的清贫之家，几近于无。 唯其是真正而非虚假的革命者，李新才有着令人景仰的真诚理想和献身热忱，才有着春风化雨般的感人话语和燃情魅力。作家王蒙在他的自传《半生多事》中，专辟《我要革命》一章，写下他十一岁（1946年）在家中聆听李新一席话，便决心走向革命的故事。这段文字十分精彩，无法减掉一字一句，只好全文照录，与读者分享： 日本投降后父亲（王锦第，教育家——笔者注）从青岛回来了，暂时消消停停。一天晚上他往家里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是文质彬彬的李新同志。当时，由国、共、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在搞国共的停战，驻北平的调处小组的共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将军。李新同志似是在叶将军身边工作。李新同志一到我们家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导权。他先是针对我刚刚发生的与姐姐的口角给我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理，讲得我哑口无言，五体投地，体会到一个全新的思考与做人的路子，也是一个天衣无缝，严密妥帖，战无不胜的论证方式。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做圣人的路子，遇事先自我批评，太伟大了。自我批评一开始也让我有些丢面子，感到勉强，但是你逃脱不开李新同志的分析，只能跟着他走，服气之后——你无法不服气的——想通了之后，其舒畅与光明无与伦比。 紧接着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奉学校之命准备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讲演比赛。比赛是第十一战区政治部举办的，要求讲时事政治的内容。父亲先表示对此不感兴趣。李新叔叔却说一定要讲，就讲三民主义与（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现在根本没有做到三民主义，也没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记得我的讲演中的一句话：“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捡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做到了吗？”毋需客气，这次比赛的初中组，我讲得最好，连主持者在总结发言时都提到王蒙的讲话声如铜钟，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当然是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他们闻出了我的讲话的味道。我也学到了在白区进行合法斗争的第一课。 李新同志后来主要从事党史研究与著述，是著名的党史专家。作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的雄辩，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与表达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创造性、坚定性、完整性、系统性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大放光明。 与李新成为对比的是国民党的官员。有一次我接到学校命令，必须收听市社会局长温某某（温崇信——笔者注）的讲话。我完全不记得温局长讲了什么内容，为什么中学生必须听他的讲话，但是我记得他的怪声怪气，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我相信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是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他与李新的对比如天上地下了。我当时立即坚信：李新同志、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信、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此后，父亲随李新同志去了解放区，到父亲的老师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去了。而我，也立即跟随何平（地下党员——笔者注）走上了一心要革命的道路。 李新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不凡的学术水平，先后于1956年主持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1972年主持编撰《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人物传三十六卷本，1978年主持编撰《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本。三部史书，都取得圆满成功。中华民国史编撰工作启动初期，被李新从中学调进民国史研究组的杨天石，始终不忘李新的知遇之恩，说“让我承担这样重要的写作任务，不怕砸锅吗？”“他有眼光，有魅力”，“今天民国史这一学科能发展起来，不能不感念李新的开拓之功。”耿云志盛赞李新主持民国史研究是“最适当的人选”：“一是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够保持团队的团结合作；二是在学术问题上，他尊重课题组成员的研究，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课题组成员，只要摆事实讲道理，他都能尊重你的意见。此外，他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民国史第一卷出版时，他自己只署主编之名，参与课题的著者均清楚署名。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尊重别人亦受别人尊重”。中华民国史研究四十年，成果丰硕，人才辈出，李新及其团队肈始之功大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