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高桥区卫生事务所实习助产士。  1940年大德医院三等病房。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从妊娠到分娩,其预防病恙、保胎、处理难产等办法,是民间日积月累的生活常识。分娩在家中进行,由产婆或女性同伴陪在身边。自西方产科医学传入中国后,以消毒技术为核心的新式助产法以及以预防医学为旨归的围产保健,逐渐成为产科医疗实践的重要内容。助产士和产科医生取代产婆担当新的分娩助手,与生理学、解剖学联姻的西方产科学知识向口耳相传的生育常识宣战,产科医疗机构成为女性分娩时可供选择的场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医事纠纷的发生地。 近代上海的产科医疗服务 近代上海的产科医疗服务主要由医院和各区卫生事务所提供。产科医疗机构最初是由教会创办的,如仁济医院、同仁医院、广慈医院等综合性医院都设有妇产科。上海最早的妇产科专科医院是美国基督教女公会于1885年创办的西门妇孺医院,该院至今仍以“红房子妇产科医院”而闻名。20世纪初以后,国人自办的产科医院陆续出现。自1912年至1933年,上海私人创办的小规模产科医院有22所,1936年增至47所。其中,存在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有人和医院、中德医院、同德妇孺产科医院以及尚贤堂妇孺医院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表明富国强种的决心与除旧布新的立场,将卫生行政摆在治国方略的重要位置。其中,妇婴卫生是各项卫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上海而言,各卫生行政主体皆以提供公共产科医疗服务为己任。1929年,上海市卫生局与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合办吴淞乡村卫生模范区,设卫生诊疗所,开展产前产后检查、接生、婴儿健康等业务。这被视为上海政府办理妇婴卫生的肇始,产科医疗服务则以区卫生事务所为载体而开始推行。 抗战结束后,上海有20个区卫生事务所、10个市立医院、18个公立医院、89个私立医院。其中,专门的妇产科医院为数不少(约23个)。此时,因战争而停业的一些私人产科医院重新营业;上海平民妇孺医院、西门妇孺医院和尚贤堂妇孺医院等三家慈善产科医院转为公立医院,上海市市立产科医院、市立妇婴保健院接连成立,这些公立产科医疗机构皆可提供低价或免费的外出或入院接生服务。妇女分娩有了更多可选择的医疗机构,产科医疗服务亦有了更大发展。至此,上海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科医疗体系。这一体系聚集了近千名注册助产士(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以及为数众多的产科医生。这些“新医”接受了西医医学洗礼,宣扬以科学技艺与服务精神造福母婴。病家亦有责任选择科学而现代的医疗方式,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福祉尽己之力。 新中国成立时,上海市区新法助产的普及率尚不到50%,郊县则普遍采用老法接生。当新法助产成为一些产家的自主选择,他们所期待医者的不仅仅是优越的医术,还有负责的态度甚或高尚的医德,所谓“仁心仁术”。然而,笔者从档案资料中发现,助产士或产科医生“失职”而遭到产家控诉的案件时有发生。在医院空间里,医学权威牢牢掌控着对女性身体的话语权。即使请助产士或产科医生到家中接生,也无非是将医院空间移植到家庭内部。产妇只有接受医学权威的某些限制,才能拥有医院或医生所提供的保护性和技术性帮助。她们为了顺利分娩和婴儿健康,可能并不介意身体所遭受的宰制,但是一旦发生危害母婴的事件,医患矛盾就会凸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