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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冷战时代的我们》所写的这段历史,袁晞有特殊的优势。他自己是1950年代生人,亲身经历或者说直接间接地受到冷战大历史、小环境的影响,后来又长期在中国最重要的新闻机构新华社、人民日报供职,并以阅读丰厚著称,能够以更宽的视角、更广的心态看待历史的动静之变。所以,我们在里面能够看到他对相应的《人民日报》、新华社消息与评论的条缕析解,分析文法与语汇背后的历史曲折与政治含义;能看到他以十多年陆续搜集的英国文献译本、包括三十四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在内的苏联东欧文本为对应,串联起那二十年大事件中的“我们”、苏联与西方。在冷静的历史故事叙述之间,少年袁晞又偶尔闪现出来,让大时代的“我们”里,出现一个更微观的“我”: “当年每有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往往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前一天的晚上八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大喇叭的声音四处都能听见。少年时代的我对文章的内容似懂非懂,但播音员那高亢的、不容辩驳的声音让人既兴奋又有点儿害怕,那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这个“我”,或许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我们”。这或许也是《冷战时代的我们》这个书名的含义蕴藉之处。通常所说的“冷战时代”,主角是“争霸”的美苏,但这本书显然无意于讲纯粹的外国故事,而是致力于呈现这个背景中的中国故事,包括那个时代的中国如何反应、如何面对,甚至如何介入。但这个“我们”,显然也不只是国家层面上的,它同样是指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接受到历史信息的每个个体——他们当年如何获取关于这些事件的信息,又获取到了怎样的信息。 设身处地,或许是《冷战时代的我们》这本“纪事本末体”历史书,比之《明史纪事本末》那样遥远的故事,更吸引人的读法之一:如果当年的“我们”,是今天的我们;如果今天的我们,处在当年“我们”所处的境地里,一切会是怎样? “历史无法假设”,倘若一定要去体会这句话里的情绪,我想,其中会有难以抑制的沮丧,比如想象在某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当事者为什么偏偏没有做另一种今天看起来应该更好的选择;当然,其中恐怕也会有庆幸,毕竟,导向毁灭的选择,也不是不存在的,而我们毕竟尚未毁灭。这种复杂的情绪,或许就是袁晞在“导言”中所传达的,“我们确实错过了许许多多,但也庆幸战火没有蔓延到中国,庆幸核大战终究没有发生”。 而历史无法假设,也只是说历史已经发生,并不代表我们已经掌握历史。或许这就是如《冷战时代的我们》这样的历史写作及历史阅读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