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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洋食品、西餐受到中高收入阶层的欢迎 天津是近代文明传入中国北方的窗口，是西餐、洋食品最早进入中国北方的基地，当时中国人称西餐叫“番菜”“大餐”或“大菜”。开埠之初，天津的西餐店基本上是外国人在租界里开设的旅馆经营，此外还出现一些西点店。清末随着近代工商业、贸易、新兴文化教育产业的发展，天津人口剧增，中高收入队伍壮大，西餐和洋食品得到他们的追捧和喜爱，如果家中有尊贵的客人到来，一般要请到西餐馆吃大餐；他们也偶尔带家人品尝洋食品和出入西餐厅，亲朋好友之间馈送礼品以送洋食品为尊贵。 孙宝瑄日记较早记述了其食用西餐和洋食品的情况。孙宝瑄（1874—1924年），出身巨宦之家，家境富裕，甲午之战后寓居上海8年，往来于上海、北京，需要在天津中转，多次在天津短期停留。孙宝瑄在上海时经常出入西餐馆，如笔者对其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二十七至二十九年（1901—1903年）日记内记载的他和朋友们消费过的主要西餐厅统计，到一品香33次，江南春9次，聚丰园4次，万年春3次[4]。在北京也经常品尝西餐，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初八，到意大利饭肆吃饭3次[4](pp.562～567)。孙宝瑄不仅经常吃西餐，并认为西餐干净，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记：“饭于德昌。以先一日饮食不调，腹泻。故我国庖人所治之馔，不敢入口。”[4](p.569)德昌为当时北京提供西餐的著名饭店。孙宝瑄在天津停留期间也常食西餐，如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晚食西菜，章霖伯约”[4](p.117)，二十八日“诣密慎德西人餐处，廊宇崇峻，饮食丰洁，醉饱归”[4](p.122)。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到津，在西式酒楼宴请朋友[4](p.712)。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到津“又与稼弟食西餐”[4](p.824)，五月到天津往日本租界食日餐，“饱尝东国风味，其献食皆女使也”[4](p.1035)。由孙日记可以看出当时京津沪三地西餐业已经得到初步发展。清末饮食消费上崇洋风气已经非常浓厚，有竹枝词描述：“向日请客大多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5](p.2)，“光绪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5](p.4)清末民初京津沪三地消费相互影响，以上海开其先，京津紧随其后。 英敛之和洋人、买办、新兴资产阶级交往频繁，受崇洋消费之风影响早、深。英敛之和孙宝瑄一样频繁来往于京津沪三地。19世纪末上海崇洋风在中上流社会弥漫，请客以吃西餐，送礼以洋酒、洋点心等洋货为贵。如英敛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记：“购牛奶二盒，花铁盒饼两匣，共一元，送夏老伯。”[3](p.203)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年初英敛之要回天津，朋友纷纷为其践行，食西餐饮洋酒。如朱致尧邀饭“饭甚精洁，略饮红酒”[3](p.221)；朋友郑陶斋“来柬约番菜馆大餐辞谢”[3](p.236)。英敛之在经济状况稍有好转后就开始邀请朋友食西餐，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在天津“约德木兰食洋饭”，“共费12元，无甚可口物，徒靡也。”[3](p.293)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份返回到上海购买办报机器设备，和朋友们频入西餐馆，仅八月就食西餐3次，初十朱致尧邀江南邨大餐[3](p.315)；二十三日赴万年春大餐；二十八日邀时兄等江南邨大餐，花费十元左右[3](p.330)。光绪二十八年英敛之回到天津后就开始频繁和朋友们出入西餐馆。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四到二十三日，就和朋友在天津较早的西餐馆德义楼宴饮6次[6](pp.550～510)，五月在德义楼吃饭7次[6](pp.512～518)。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到寿亭食牛肉饭4次，初一偕内人和朋友到寿亭牛肉馆饭，初五同朋友乘车至寿亭，饮食牛肉，十一偕朋友到寿亭食烧肉三元，十九日偕朋友到日本寿亭牛肉饭，共食四元[6](pp.568～574)。光绪二十八年后到英敛之和朋友们到西餐厅宴饮就更为频繁，如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在品昇楼就宴饮4次[6](pp.609～616)；五月和朋友到品昇楼、华泰饭店等西餐厅9次[6](pp.672～684)。西餐在当时价格相当高，带朋友食一次西餐少则3元，多则20元以上，英先生和朋友们经常出入西餐厅说明他们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已能承受起西餐昂贵的价格。当时中上流社会食用一次西餐就为一个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据《中国经济全书》对20世纪初期天津下层劳动者的调查，从事简单劳动的13个工种，日工资为2～5角，平均为3.5角，月收入平均10.5元，一名普通劳动者每月3元以下即可维持生活。 天津中上流社会还常品尝荷兰水、麦酒（麦酒流行于英国，经发酵的麦芽饮料）、汽水、咖啡等洋饮料。英敛之日记内有大量这样的记载，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十五日“山下洋行饮麦酒一瓶”[6](p.634)，四月二十五日同内人聚丰号饮荷兰水，五月十六日到广同安饮汽水，八月十四日带妻子、孩子及佣人到德义楼饮汽水；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三偕孩子、朋友出游坐冰床，饮咖啡等。他和朋友们聚会、朋友家有红白喜事均使用红酒或香槟酒，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九日到朋友家贺喜，“饮香蘋酒数十瓶”。再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十八日“留朋友饭，饮红酒数杯”。送礼也以洋食品为重礼，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送张云衢，红酒六瓶，蜜果六罐，饼干两盒，烟卷一匣”。 严复（1854—1921年），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清末民初官僚知识分子，收入颇丰，其在天津也常食西餐。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十四日在裕中请儿子饭[7](p.1480)。裕中饭店初名“帝国饭店”，是当时天津最为昂贵的饭店之一。 （三）宴饮与娱乐相结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中上流社会饮食消费另一基本特征是宴饮往往与看戏、看电影等娱乐消费相结合。英敛之日记内有不少这样的记录，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二十八日朋友邀德义楼饭，饭后乘车观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初六邀朋友到品昇楼饭，饭后观剧，三月二十二日赴朋友饭约，饭后邀众观剧，花费四元余，闰五月初六偕内人邀朋友及其夫人品昇楼饭，饭后同看美国活动影戏，内容精妙入神，其运转活动情形，与真人无异。天津中上流社会宴饮与娱乐相结合风气愈演愈烈，英敛之日记内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记录更多，如光绪三十年正月这样的活动达5次[6](pp.771～788)，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多达8次：初三晚上邀朋友德义楼饭，饭后偕众到权仙看电影；初九同朋友乘马车游公园，然后到庆元楼晚饭；初十约朋友庆源楼饭，饭后到权仙看电影；十九偕朋友到公园游玩，并抛弹子球一盘，晚上邀9位朋友到庆源楼饭，饭后看电影；二十一日和朋友打球良久，邀朋友到庆源楼饭；二十三偕内人和朋友德义楼饭，饭后到权仙看电影；二十四偕朋友带鸿宾楼饭，饭后天仙看电影；二十六日邀朋友德义楼午饭，饭后乘马车游公园，之后又游种植园，之后到李公祠饮茶，朋友约内人鸿宾楼饭，饭后看电影；予赴朋友饭约，饭后到荣华少坐，然后到权仙看电影。饭局+娱乐，耗去了大量时间，英敛之和孙宝瑄时常在日记内抱怨忙于吃喝玩，无聊乏味。如英先生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初十日记：“连日忙忙，晚间俱在外饭，泛泛应酬毫无真味。”[8](p.999) （四）宴饮观念的改变 近代天津宴饮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较为明显的变化是女性可以参加重要宴会活动。西方女性地位高，往往夫妇同出席重要活动，且男女可以同席，而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低下，表现在餐饮观念中，女性一般不参加正式宴饮活动，即使参加也是分席坐。关于此，《津门杂记》描述：“中国人请酒，男女分席不交一言，视女如仆；西国人请酒，男女同席，待女如男。”[2](pp.142～143)孙宝瑄描述：“西人每当宴飨大事，辄夫妇并出行礼。按此则中国古法。……《坊记》：阳侯杀穆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礼。此其征也。西国风俗日趋醇美，每见妇人，辄肃然起敬，绝邪僻之心，故男女之间犹近古风，未如中国今日防闲之密。”[4](p.84)清末上海、天津等主要城市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一批与外国人打交道较多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买办和留学归国者率先打破这一藩篱。英敛之就常偕夫人赴朋友宴会。以光绪二十八年为例，六月十四偕诸朋友及内人德义楼饭；八月十四日偕内人赴朋友利顺德饭店大餐；十月初一偕内人和朋友到寿亭牛肉馆饭；十一月初一偕内人赴朋友品昇楼饭约等等。 近代天津居民饮食消费千差万别，上述特征主要体现在中上流社会居民身上，一般工人和手工业者，他们没有经济力量消费洋食品和出入西餐厅，“朝食十二文之粥，十文之面包”，“昼餐各随时自便，有以二十五文得一碗面者，中亦有入饭馆吃一膳饭者；晚间俟所执之业已终，则入小酒店，以十五文至二十文之高粱酒。……每人每日少则二十五六文，多亦不过百文”[9](p.28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