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雁鸿,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内容提要】中葡于清末年间的澳门勘界谈判,是一次关乎主权和国力的竞争。其无疾而终的结果,也使之成为近代史上值得关注的历史事件。勘界谈判的过程,同时是中国与葡萄牙对掌握权力话语的来源与转替过程。本文以葛兰西的政治霸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及萨义德的文化殖民理论,结合谈判的历史事实,探讨中葡双方如何透过这次谈判来完成后殖民语境中,话语权力来源、掌握与让渡;结论出勘界谈判是掺杂了政治霸权、基层权力和文化殖民的因素,在中葡互不退让又实力相当的形势下,谈判的没有结果,看来是注定的。 【关键词】勘界谈判;中葡;澳门 前言 1909年中葡关于确定澳门界址的谈判,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判,中葡双方的代表开了九次会议之后,在没有共识和结果的情况下结束会议,事件的发展及结果引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会议在多次磋商之后仍然苦无结果?在谈判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什么跌宕、又有些什么因素在左右这次谈判?这次谈判涉及的,是澳门和中国的边界,是关于葡萄牙可以管理多大范围的中国土地问题,这对于中葡双方都意义重大:清政府故然要确保领土丢失在最小限度;葡萄牙当然要趁机得到更多的土地,因此谈判时双方在表达自己谈判立场的同时,都希望通过控制话语权来控制谈判的议题和方向,因此在谈判桌上争夺话语权不可避免并成为双方赢取谈判的重要筹码,换言之哪一方掌握的权力话语(Power Discourse)大,哪一方自然能借这次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福柯(Michel Foucault)这些哲学家的话语理论中,权力话语不再是传统观念中只属于强者,而是可以透过自身或外在条件进行转换或增减。葛兰西的观点是在精神层面的干扰上,也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一方不一定是在武力的优势上,而是掌握“智识和道德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层面,使同类文化和价值链接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①而福柯则在阐释权力、统治和斗争的关系后,指出权力话语是在同目标的内部关系中建立起来和发挥作用,从政治压抑和文化压抑的角度而言就是“权力来自下面”,也就是权力并非最高统治者发出,而是来自下面的微型权力。②因而在权力话语的语境中,谈判的优劣势不能再以传统的武力强弱来衡量,而是透过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角逐,来争夺谈判的主导权;当中还不能忽视中国和葡萄牙两个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的背景: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而葡国则是西方老牌的殖民帝国,这次会议除了在权力话语的角逐以外,还增加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因素,由于双方都“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③的思想方式来和对方沟通,对于各自立场表述以及对方态度的理解,自然有一定的隔阂和距离。在文化和话语权的角度来分析这次谈判,能更深入从事件结构的本身来分析这次谈判的背后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