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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种民间对中方取态的声音可说是此起彼落，难怪高而谦在勘界会议上对葡方一再强调民间的舆论对这次谈判的作用，而自己承受的压力也很大，故此才在会议中声称在澳门本岛勘界已是“大拂舆情”，又指“民情激烈，稍一不慎，致酿事端”。(54)他在给外务部的电文中，也认为不可忽略民情，政府对海内外纷沓而至的勘界议论需要有适度的响应： 日来内外来电仍复纷纷，皆言尺寸勿让，若和平予地，其何以慰国民之心？则唯有将一切内容及现时议案，或密示维持、研究两会首领，令其协筹对待之法；或宣示内外，使各晓然，自明已铸错至今，几属爱国之伦(论)，岂肯误国之计！苏杭甬代表，其始势甚汹汹，迨钩稽案卷，始知政府有不得已之苦衷事，乃有济颇望今日民情似此。(55) 葡方对于中国民间的声音也不是充耳不闻，在对澳门界址问题的备忘录上，葡萄牙也明确指出勘界会谈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舆论和各个“勘界维持会”的干预： 在广东，媒体一如以往地采取激烈的反葡萄牙立场，促使我们今后的行动要加倍审慎；这局面也使在青洲北部的浚河工程必须延误。(56) 在福柯的话语理论对权力的循环及支配的关系所描述其“连续性”的内容中，权力的掌握及扩大有其特殊路径： 某种唯一的、同样的意图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维持众多的不同的和连续的思想构成一种独一无二的前景；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和什么样的支点包含着转让、遗忘和重复的游戏；起源是怎样在其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并且达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完美。(57) 中国民间对勘界的反应能透过舆论压力来“维持众多的不同的和连续的思想”而使民间作用成为在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来达到目的，民众的要求在福柯权力关系系谱中，作为微型权力的拥有者(58)却透过目标的一致性、行动的连续性和统治范围的扩大，已成为左右这次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情汹涌造就了清政府坚拒葡国漫天要价的后盾，使话语权力下放到谈判桌外的舆论中，造就“权力在循环过程中具有一种链状结构(商民的反抗情绪及香山开端口)，通过网状的组织(民间各个关注勘界的团体及报章媒体)的组织运行和实施，使个人处在权力网络中或在实施权力的状态中，个人成为权力的运载工具，而非权力实施的对象，成为“权力并非从最高统治者发出，而是来自下面的微型权力”(59)，使权力话语在谈判过程中出现了让渡和转移，这次的受方是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