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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没有结果的谈判 在权力话语的原位出现转移和让渡之后，中葡双方在勘界谈判的实力上处于相当的局面：葡萄牙凭恃西方国家的支持，坚持将事件交由国际公决；中国则以“民情难拂”作为争夺话语的条件；双方于澳门的水、陆界的划定意见分歧，葡方坚持第二次会议时提出的界址，而中方则认定葡人在澳门居住的范围，只在澳门半岛筑有城墙的南部一小块地方，为了让谈判有所突破，高而谦建议作出一些让步“提议将龙田、旺厦抵换潭仔、路环上占地”(60)，然而这个提议遭马楂度在会议上断然拒绝： 葡使坚指潭仔、路环、青洲等岛实已全占管辖，其对面山、横琴、舵尾山及附近各小岛尚可商量分辖。唯我指潭仔、路环已建造之处或能认为被占，允为葡人来往停留之所，仍不得作为属地，彼坚不允从。(61) 马楂度提出“澳门全岛、内河全口、凼仔、过路环、青洲各岛及其水面，向来只有葡国据住管辖”(62)，但为了相互通融，可以在其他地方作出一点让步，即过往要求的对面山、银坑及横琴等岛屿，可以和中国商讨如何划分： 对面山、青角、横琴及其附近小岛，本使听便分划，总以免将来两国不浃意之事。(63) 其实马楂度也感受到中国方面是挟民意来与葡国讨价还价，在进行了第七次界务谈判之后，他便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反葡情绪对这次谈判的前景极为不利。“所以，与我们打交道并非中国政府，而是狂热分子，他们无视国际法，玩弄民众的爱国感情。”连当时的港督卢押爵士(Sir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也同意“中国人受‘中国是属于中国人的’癖好唆使，不可能让步”(64)，在这个“国家权力、阶级权力与执政党的权力对社会个体成员所产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需要通过一个中间层，这个中间层就是社会个体成员所参与的各色各样的社会活动”(65)情况下，中国社会舆论及各个民间社团对国家和政府权力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不能挟英国之强来逼中国就范、中国社会的反葡声音此起彼落的情形下，马楂度深知再谈下去也是没有结果，于是在第九次会议中断然提出终止会议，并建议把问题交由国际仲裁： 本大臣揣度情形，并察阅贵大臣第十说帖，似无和平办法，只有索回原地之意，则续议毫无所用。唯复敦请贵大臣仍以公断劝贵国政府，本大臣现已劝本国政府矣。似此办法，实委解释两国龃龉最光荣最合式之法，于两国交际，实有裨益。(66) 马楂度看来如果不能达成任何一方的目的，在没有任何共识或协议下终止谈判似乎是最好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起码保存了面子”(67)。他坚持把勘界事件提交国际，似乎是为了让葡萄牙可以再掌握谈判话语留了后路。 在中国方面高而谦则认为在谈判的过程中已作出了适度的让步，这些让步足以挑起中国民间的反抗情绪，“谦以新占之龙田、旺厦等村予葡作为属地，复以旧占之潭仔、路环已建造之区予葡停留，不作属地，河海仍全归中国。在而谦已经拂戾舆情，十分迁就，乃葡使固执占管之言，并恃各地已在其势力之下，不肯归还。”葡人不罢休，形势是“意见参差如此，民情激烈如彼，稍一不慎，致酿事端，诚非两国之福，只得听其拂衣而去。”(68)可见到了谈判破裂的阶段，中国和葡国所顾忌的都是中国社会对勘界的关注及激烈反应，说明“权力不是给定的，不是用来交换的，不是可以恢复的，而是在行动也仅仅在行动中才得以实施的”(69)。 故此，葡萄牙挟西方世界作争夺话语权力的如意算盘并未打响，而中国方面虽然利用民意取回了一定的话语权力，但清政府也意识到不能让民间的声音大于统治者，因为“其意识形态一旦失效，其统治也必然趋于瓦解”(70)，于是未有充分利用这个全然夺取话语权的机会，反而遏制这些民间动作，原因是“尤恐我国人民不能仰体交涉为难情形，假托公论，荧惑是非，以致不安本分之徒乘间滋事。”(71)葡国既失话语权力，中国也不敢利用民间的支持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力，导致勘界谈判的话语权力在经历下放、转移和让渡后，中葡双方的谈判筹码再一次相若，即出现“双方之间权力的相互影响、此消彼长，总和为零”(72)的局面，于是谈判戛然而止，留下了一个一直未能解决的历史问题，使澳门直到1999年主权回归中国之前，和中国的界线也是模糊不清，在中葡边境的关闸有一片所谓“三不管”地带(73)，与此同时，澳葡当局也没有任何海面主权。这次近代史上一次耐人寻味的、但没有结果的谈判也见证了清政府在衰弱的国势下，仍能以民间强烈的爱国声音作为和其他国家周旋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国土主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