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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马楂度在刚开始的第二及第三次谈判，为了进一步威逼清政府，不忘抬出葡萄牙的殖民国背景，来逼中方就范： 在未开议界事之前，本大臣尚声明葡国政府并无向中国要求扩充土地之意，葡国在现在之世，殖民地之多，亦可列第三国，法国之后，当推葡矣。(35) 除了以西方列强的支持掌握话语权力的方法外，葡方还有诉诸西方文化的途径：所谓的条约内容和国际法规，中方谈判代表高而谦在第三次会议中提出“concessoion”一字中文为“属租地”，马楂度随即反对，并提出二十五个理由指“concessoion”意为属地，并从中葡交往、葡人居澳以及葡人在澳门及各邻近岛屿的活动及建筑来申明对这些地方所拥有主权，并明言这是由“万国公法之书可凭”，漫天要价提出前文所要求的大面积土地，并申明这些要求是合法的： 一、查实得地之法，有战胜而得者，有让与而得者，有逐渐开拓而得者，有居住而得者，有历时久而得者。 二、无一正当凭据，足以指明澳门及属地，系中国让与大西洋者。…… 九、管理各岛，西洋人全有主权，所以凼仔、路环、青洲设衙署，派官员，施行治权，历时甚久。 十、湾仔在澳门对面，得西洋人保护，东边已渐兴旺，因其对近澳门，故由澳门官兼治其地，乃中国官时时有侵楼[权]之举动。 十一、舵尾及横琴，其东北边长时系西洋人管理，其西边中国亦有时管理之。 十二、所以上列之各岛，全系澳门属地，按照地理图，实联合而成为澳门，尽归西洋人所管辖，西洋人为保守澳门，即不能不管理各岛。(36)…… 后来的谈判僵持不下，中方一再坚持拒绝葡方对于所谓“澳门界址”的要求，葡方想到寻求同一文化背景的西方盟友支持，提出国际公决： 需要说明的是，在尽办法解决这些难缠的问题的角度下，在1909年，葡萄牙为把此事提交国际仲裁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为此提交了建议，期望得到除了英国，还有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支持。(37) 马楂度在经过八次会议后再和高而谦会面，两人探讨了当前困难的谈判形势后，马楂度即向对方提出请国际公决作为解决之道： 我向他(高而谦)表示所有这些提议(高之前提三建议：一、中方代表易人；二、更换谈判地点；三、把新谈判地点设在北京)我都难以接受，唯一合适的途径是两国政府同意将此问题提交仲裁。在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后，我告诉他将致电政府，建议立刻寻求仲裁……(38) 葡国这种以中西方在政治、军事和文化冲突的层面上，寻求强大西方盟友的支持的取态，使之在谈判伊始之时，本当实力相当的双方，出现了一次权力倾侧，也就是葡萄牙利用不断的军事和政治冲突，转化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即西方国家因文化相近而结合，共同对抗文化传统相对的中国，进而实现了权力关系的转换(39)，继而掌握话语权力的优势。到后来谈判僵持不下，马楂度代表葡国提出把事件提交国际法庭仲裁，也是基于这种政治权力的决策不断通过各种战争来重写这种关系，这种重写表征在社会制度中，经济的不平衡中，语言的压抑中，甚至话语的操作中的心态(40)，认定在西方世界的支持下，把谈判从两个国家对领土的磋商，升格到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对立的高度，至使勘界谈判开始的前一段出现第一次权力的让渡，受方是葡萄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