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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越廷在广州设常驻使节。已如前述,越廷所陈三点意见中的第二点即是请求清廷准其设领事于广州,但碍于宗藩体制,此点意见未得清廷明确答复,因而才改为钦派。关于“钦派”与“钦差”,香港学者陈荆和在《往津日记》一书的第9页“解说”部分指出,“钦差”为imperial envoy或特使,钦派指越廷派出国外之专员。换言之,越廷所派“钦差”除传递公文外,还可与清廷协商国事,其职权范围显然要大于专门负责递信事务的“钦派”。由此可知,阮述在此次赴清活动中,其身份与职务前后有变化,即先是充当“钦派”赴广东递信,继而又改派为“钦差副使”赴津公干,而驻广东“钦派”则由阮皤继任。 第二,中越公文传递程序与渠道的改变。越南政府的公文一般由两广总督代呈,现在可由驻广州钦派转递天津的越南特使范慎遹、阮述,再递交北洋大臣及总理衙门。这样,越南可以与清政府的高层直接联系,在提高其国家地位的同时,也提高了其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第三,此次遣使除传递公文外,还有两项使命,即在李鸿章与宝海谈判时备咨问,并与清朝议决越事。因法国政局变动,对越政策也随之强硬,宝海被召回,[22]中法越三方会商计划未能实现。1883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接见越南特使范慎遹时,“只得以法廷复翻前议,不愿中国过问推诚告之”。[23]这样一种令人遗憾的结局,与中越双方欲借此遣使解决越事问题的初衷相去甚远。 至于越南使节与清朝议决越事的使命,可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越廷想借此遣使赴津的机会,请求清政府帮助其实施自强政策,并接洽无侵略野心之国家与越南订立条约。1883年3月24日,范慎遹向李鸿章转交嗣德帝的密函二件:“越南甚欲自强,请求中国派遣工匠技师与军事教练,携带机械,在广南、沱瀼、海防、海洋等城市造船铸炮。如此办法难于实施,则请允许派遣数十名越南人前往中国新建兵工厂、造船厂,学习新技艺。并希望中国政府接洽无侵略野心之国家与越南订立条约,派遣领事驻海防,藉以遏阻法国之侵略北圻。”[24]李鸿章对于越南嗣德帝所表现出的自强之志给予肯定,并在致总理衙门函中特别指出:“该国王虽近耄荒,而于时势大局似尚明晓。”[25]但“因局势变迁,无法实行。”[26] 至于越南与无侵略野心国家立约以牵制法人的请求,则与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策略不谋而合。众所周知,李鸿章处理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策略,即是让朝鲜同欧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来达到制约日本的目的。[27]1883年4月22日,总理衙门即收到越南陪臣范慎遹询问越南能否效仿朝鲜与各国订约通商的禀文一件。[28]总理衙门对此的答复是——“将来或仍仿朝鲜例,由越南与各国议订商约,再由署北洋大臣李鸿章等酌夺情形办理。”[29] 李鸿章早已在越南问题上推行其惯用的“以夷制夷”策略。早在1881年12月,李鸿章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会谈时明确指出,“越南与缅甸、印度毗连,如越为法吞并,亦于英土不利”,因而建议威妥玛与英国外部商议,“派使与越南议立通商条约,以牵制法人,使勿进步”。[30]威妥玛没有接受李鸿章的建议,认为法国人在越南的地位已经很稳固,要加以制止是办不到的。[31]到1883年6月,李鸿章致电驻德公使李凤苞,要求他告知德外部“或劝派使与华、越订通商之约”。[32]当时的德国政府“时而表示同情中国,时而态度倾向法国,其予人之印象为兴风作浪,李鸿章谓其‘专于簸弄’”,[33]李鸿章劝说德国与越南订约的计划也告流产。李鸿章又转而请求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出面调停,遭到法国拒绝。[34]上述外交努力失败后,李鸿章认定“各国与越订约似宜于越战稍定后方可”。[35] 上述外交努力的失败,并不能否定这样的事实,即清政府与李鸿章试图借用近代条约制度继续维持传统宗藩关系,这是19世纪末晚清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越廷也想借遣使机会获得清政府的军事援助。法国之所以撤换公使,撕毁协议,是因为早已确定了武力在越南建立保护国的政策。越南当局无力抵抗,只得向清朝求援。1883年3月24日,越南特使范慎遹向李鸿章提出清政府派兵船往助顺化的请求,李鸿章以“目下南、北洋兵船尚未练成,断断无可远派,且法国水师擅长,实非中国兵船所能制胜。吴全美凑集数船,奚足以与法船角逐,只可在粤、越交界遥作声势”而予以回绝,并制定了“固防观变”的观望策略,命“滇、粤力添兵进扎,严明约束,固我边防,徐观其变,再作区处。”[36]在清廷获悉越南南定于1883年3月27日失陷后,上述的观望策略进一步得到重申与确认。1883年4月14日,清廷下旨:“法破南定,著滇粤两军扼要进扎,吴全美督水师移近越洋巡哨。总之,衅端不可自我而开,要必壮我声威,用资震慑,并期实堪备御,进止足恃,以杜诡谋,而维大局。”[37] 由于范慎遹苦苦哀求“天朝若不加意封殖,趁此因机相应,则下国事势更怒贻艰”,而越南形势急转直下,迫使清朝不得不有所动作。[38]1883年5月1日,清廷命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39]大有与法国决战之势。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尤其是督办此事的李鸿章持有不同看法:“臣若遵旨驰往粤东,当檄调远省大军分道并进,声势浩大,真若欲与法国开衅者,倘因此尽遭兵端,该国或据为口实,添调兵船来扰海口,南北各省防不胜防,全局为之震动,日本从而生心,为患更大。”[40]清廷先是同意李鸿章暂驻上海不赴广东,后又命其“速赴天津,仍回北洋大臣署任,筹备海防一切事宜。”[41]至此,李鸿章为避免陷于同法国开战的危险,只是出于对边防安全的考虑进行了军事防御部署,但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并无实质性的作为。所以,越南此次遣使寻求清朝军事上的援助计划也宣告失败。 法国认为李鸿章及清廷的“观望”是在拖延时间,于是决定对越南顺化进行武力占领。[42]1883年8月19日,法水师提督孤拔攻占顺安炮台,8月25日迫使越廷签订法越第一次《顺化条约》,该约第一款规定:“南国接受法国保护,遇有与外国交涉之事,必须由法国作主”。[43]在天津的越南使者范慎遹、阮述认为在天津于国事已无用,于8月31日修禀文呈李鸿章请求回国,并于当日日记记载:“我国与法之事,原由中朝来文愿为调停,又召余等至津询问,乃讲说既不能成,又畏缩趦趄,不肯以兵船相援,以致法人乘我有事,迫我以和。我国当此变故交集,其势不得不从,而中朝不能保护藩封,不知何辞以自解于天下也?世局至此,尚何言哉!”[44]越南使者实际上认定此次遣使的失败。11月12日,李鸿章以“陪臣在津,现无商办之事,应准回国,以免羁候”,[45]同意越南使者回国的请求。11月23日,越南使者乘坐轮船招商局保大轮离津回国。至此,中越利用遣使解决越南问题的计划宣告失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