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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中国人之接受西方文化,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被描述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个单线条的上升和变化过程。这个说法最早由梁启超提出,后人一直延续了这一观点。但是,实际上,近代中国人一开始接受西学就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主题、目标和需求:其一是国家的目标,其二是思想文化的目标。前者表现为对富强的追求,后者表现为对公理的追求;前者的目标是船坚炮利、国强民富,后者的目标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前者体现在魏源的探索和观念上,后者体现在徐继畬的探索和观念上;前者的历史行为是自强运动,后者的历史行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两个主题的自身成长和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西学;富强;公理 晚清时期,西学涌入中国与中国人接收西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以1840年为起始,西方列强带着贸易、传教、殖民、探险等多种目的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枪炮、鸦片、宗教、知识、工业品等等。中国人对西方的这一切,经历了从一开始的拒斥到后来的被迫接受,而后主动了解,以至于再后来大量派出留学生学习西方文化的变化。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西学的形象,由夷学,而西学,而新学,而显学,而救时之灵丹妙药(邹容语),地位在不断上升,使命被不断加重,西学东渐的旋律,自然依时代主题的切换而改变”[1](P21)。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人们大都对近代中国人拒绝接受西学的原因很感兴趣,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很多。而对于中国人开始理解并接受西学的原因却缺乏考察,并习惯于笼统地将之归结为救亡、革命、了解世界的需要。但实际上,中国人接受并引进西学远非如此简单,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动机。 【作者简介】郝晏荣,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