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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自强运动那里,中国人学习西方只是为了国家生存,丝毫没有顾及普遍的文化精神和所谓的公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那里,中国学习西方是为了求得公理,却忘记了国家现实生存的需要。对此,冯友兰称前者是“体用两厥”,称后者是“体用倒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没有将体用合理结合,把公理与生存作为同一个问题来探求的呢?我们的回答是有,这个人就是严复。在通常的意义上,人们视严复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是与康有为、梁启超并列的维新人物。然而,这样的定位仅仅从表征上抓住了严复表面上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但对严复的独特思想个性及价值却关注不够。实际上,严复的特色思想就在于,他既是横亘在自强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思想时代之间的桥梁,又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思想主题的过渡交汇点。在表面身份上,他属于晚清为国家生存与富强而奋斗的那个群体,并在洋务派阵营中抱着追求富强的目的为国家服务了几十年。但在思想观念上,他又不完全属于洋务阵营,而更接近“五四”启蒙思想家群体,“五四”思想家的大部分思想课题实则大都是由严复开启的。同清末大多数人的富强观念相比,严复的思想更加深邃;与“五四”的文化批评和思想革命相比,严复的理念更加沉重。他是清末那一由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的参与者和批评者,又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五四”思想革命的开创者和对立者。具体说来就是,严复把一个本属于物质层面的追求国家生存与富强的课题,追究到思想历史的深层次,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探讨、追寻中国的生存与富强之路。在严复那里,最大程度地体现出生存与公理的结合,现实与理想的统一,魏源与徐继畬两种志向的联系。正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提示的,严复终生的追求就是寻求中国的富强,这是中国现实的需要,也是中国生存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严复与自强运动的领导人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自强运动的领导人虽然学习西方,却又对西方抱有很大的敌意与蔑视的态度,在他们眼里,不论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多么先进,不论西方的文物制度多么发达,仍旧是天朝帝国之外的蛮夷之国,在精神的层面仍然是“性如犬羊”,其自私、贪利、狡诈说明他们在人性上很卑鄙,远没有中华孔孟之徒所教导出来的高尚仁义的人性观念。严复虽然也把自强与生存作为学习西方的起点,但并没有把西方的优势仅仅定位在船坚炮利这样的物质文明上,而是认为西方的优势并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其背后的精神品格与文化理念;较之中国传统,西方社会更深刻地体现出公平、正义、民主这些公理性观念。西方军事、经济的发达,也是在这些理念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这是严复与自强运动领导人的不同分歧点。严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同路人。“五四”的大部分话题,比如对科学与进化论的信仰及鼓吹,对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的不懈追求,对民族传统和文化个性的批评与反思,也都是严复的核心话语。然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严复没有把思想文化启蒙作为唯一的追求,民主、科学、自由这些所谓的公理,在严复那里有时候作为目的,有时候又是作为手段被阐发。在严复的论述中,我们时而看到他对公理的至高无上的尊严与地位的阐发,时而又可以看到他对公理的地位和信仰的挑战与解构。总之,公理与生存、现实与理想在严复的学术体系中占有同等重要地位。所以,严复一方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另一方面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做法和理念有着极大分歧。如他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文字改革,批评“五四”学生的爱国行为,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推崇民主科学,批评中国传统的启蒙行为,把西方文化概括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吹捧中国传统文化“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显示出他与五四新文化的不可弥合的分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