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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晚清知识界对西方列强入侵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应对,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却极为麻木,既不关心知识界的反应,也不主动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机遇。直到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二十年,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挫折与太平天国运动的惨痛,晚清政府在曾国藩、李鸿章、奕、文祥等官员的推动下,才开始了自强运动。对于这一运动,后代学者称其主旨为“内须变法,外须和戎”,还有人称之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这都是不准确的。晚清自强运动的主旨,其实就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要以实际行动学习西方,强大自我,以实现与西方列强各国的平等相处。全面表达自强运动理念与规划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该书中,冯氏把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的要求作了全面发挥,对中国需要向夷狄学习的紧迫性、必要性作了充分陈述,他提出的自强之策有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改科举、改会试、广取士等十几项措施,较为完整而深刻地道出了中西各方面差别,认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对学习西方的哲学依据,冯桂芬作了非常实用主义的解释:“法苟不擅,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那么,学习西方的目标是什么呢?冯桂芬的回答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此中所透露的信息,与魏源的观念如出一辙,都是把大清帝国的现实生存需要作为学习西方的唯一依据与目标,学习西方就是为了与西方列强争夺生存空间,争夺生存资源,争夺生存地位,始则学习西方,终则战胜西方,这就是他们划定之目标。在自强运动的四十年,在大清帝国许多人的头脑中,都存在这一庄严肃穆的气氛,他们舍弃帝国的傲气,忘却中华的尊严,屈尊与他们心目中的蛮夷周旋。在对帝国体制与孔孟文化充满自负感觉的同时,学习西方列强的各种技术与文化。晚清自强运动虽然没有实现其应有目标,但领袖所执着精神与怀抱的理念却具有永久的历史价值。这种理念与精神在今天可以概括为几下几点: 第一,以我为主的取舍态度。清王朝在与西方列强遭遇的过程中,最初以天朝大国自居,鄙视对手。但在一连串的交锋之后,军事、商战、外交均居下风,于是开始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去学习西方,但仍然保持自尊,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或者是“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等等。总之,在他们看来,西方列强之强,只是强在船坚炮利这些微末技艺,中华伦常文明的优势则是西方列强无法相比的。今人批评这样的观念时,认为这是对西方文明的无知。孰不知,这正是晚清提倡自强的思想家和先行者的高明之处,在西方的军事、经济、文化大举压境的局势中,他们仍然保持了一份对中华传统和文明的自信与尊严,保持了自己在与西方列强交往中的以我为主的信心,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仍然怀有对西方的藐视态度,即学习西方,绝不崇拜西方。面对西方列强的种种优势,他们只选择对自强有用的东西,对其他文化毫不理会。这就是他们的以我为主、唯我所用的态度。 第二,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后世人们评价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认为他们“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2](P43),又称他们“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2](P43)。这种评价是对自强理念的极大误解。实际情况是,自强运动的领导人既懂得兵事,也懂得民政;既懂得外交,也懂得内治,而且对于当时的世界大势也颇有自己的一定见解和主张。以李鸿章为例,他不仅了解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军舰的结构、功能,了解当时最先进的数学、化学和物理学知识,对当时西方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体制也无不通晓。甚至多次给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科学学校上海格致书院出题,题目包括化学元素名称的翻译问题、中国的周髀经与西方算术关于平弧三角研究的比较问题等等。由此可见,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对西学的理解自有其深度、广度和分寸的。之所以没有如后世所期望的那样搞文化革新、政治革新之类,是因为限于当时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有限性认为在与西方进行生存竞争的环节,这样的改革不仅难以成功,也是没有必要的。当时的中国急需充斥生存竞争的力量,急需在船坚炮利与物竞商战上下功夫,没有必要设置其他改革的环节。虽然清末自强运动有许多失误,但他们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和与西方列强从现实生存角度进行竞争的选择,应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唯一的出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