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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严复的思想,最大程度地表现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两大主题的综合。然而就对西学的理解与接受的定位及起点来说,严复那里体现出公理与生存的综合,徐继畬与魏源的统一。但这种对综合与统一的追求,给严复的思想体系带来了无法弥合的分裂,这就是严复思想体系中以追求国家生存富强为目标的经验主义观念与追求启蒙目标的公理主义观念的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严复的公理观念是绝对主义的、一元主义的,而其经验观念则是多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在公理的层面,严复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不容怀疑的理念和标准,民主、自由与进化等等,在严复这里构成了一种终极的追求和目标,具有绝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在严复的公理概念谱系中,自由居于核心的地位。由对自由的理解与推行的差异,导致中西社会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行为观念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理财观念的不同,知识追求的不同,以至于今日的贫富强弱的不同。由此,面对洋务官员宣扬的“中体西用”折中主义、相对主义的理念,严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一一元主义、绝对主义的口号,以清除洋务运动在公理层面制造的混乱。但在经验的层面上,严复则完全是一个价值多元主义者,他所推崇的不仅有民主、自由这样的公理,同时也有许多与之甚为不同,乃至完全对立的观念。他赞赏英国、美国这样的民主政体,也推崇德国、日本这样一些专制而迅速富强的国家。在西方列强诸国中,严复最持批评态度的是俄国,因为在俄国那里,既没有体现民主体制的美德,也没有专制体制的效率,几乎着不到一点可以赞美的优点。与此同时,在经验的层面上,严复还多次要求人们牺牲个人的自由,以换取国家的富强,对群与己在现实层面的博弈,严复一直强调“己轻群重”。其次,严复的公理思想是理想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而其经验观念则是现实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严复说:“夫公理者,人类之所同也。至于其时,所谓学者,但有邪正真妄之分耳,中西新旧之名将皆无有。”[7](P157)所以,严复的公理观念是极度理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是其对西方思想(当然,其中也有许多东方观念)与现实的概括与升华,是一种理想化的总结。在严复的公理观念的观照之下,现实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全符合的。在严复的心目中,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无疑是公理观念的最完美的体现。但英国的现实政策也有很多弱肉强食、歧视东方文化的内容,并由此不断招来严复的批评。正因为严复的公理思想过于理想化,过于远离现实,致使它非常脆弱,经不起现实的检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社会现实的残忍、贪婪呈现于世后,严复的理想观念大受打击,对西方社会,对自己一贯执着的公理观念也格外失望。与此同时,严复在经验的层面一直远离他的公理观念,而奉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为圭臬,他的经济思想以民生主义为主,没有什么自由主义的色彩;他的教育思想贯彻为国家服务的目标,也没有把宣传民主、科学之类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在外交上,他曾经主张中国与俄国结盟,后又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这些决定都体现一种“乘机利用”的外交观念,没有要宣示某种抽象理念的欲求,没有任何公理的色彩,完全是基于中国现实的需要,是十足的功利主义、效益主义的体现。 从个人角度讲,严复思想的内在矛盾是由于其思想的不彻底性造成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严复的这种思想特质又是历史的继承性所致。但真正造成严复思想这种矛盾的是思想本身的不协调性,也就是公理观念与功利观念的不相容性。换言之,追求真理与追求功利,或者说追求公理这样的理想目标与追求国家的生存与富强这样的现实目标是很难协调的。近代中国人之接收西学,首先是出于民族与国家的生存需要,不接受、不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电报电话、铁路工矿,中国就有亡国亡族的危险。同时,中国人的内在精神气质中也有识别并接纳真善美的爱好与能力,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审美与文化理念也有深切的体认和向往,这就产生了国人对西方文化中价值系统的认同。不过,善的、美的、真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有用的东西,真理不一定都是适用的。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与人类普遍的公理,有很多时候是一对矛盾体,尊奉前者,有时候要排斥后者;信奉后者,可能有时要放弃前者。这就产生了生存需求与公理需求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徐继畬与魏源思想分歧的本质,是自强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题差别的基础,也是严复自身思想体系内在冲突的根源所在。 “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自尊性、自爱性、排他性。太阳底下,没有哪一个民族、国家对外来文化是不加选择不加过滤地全盘吸收的。”[1](P732)亦即选择、吸收外来文化,就有一个选择与吸收、认同与舍弃的标准问题。有人说,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是沿着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三个层次不断进步的。其实,这三个层次包含着选择取向的重大转换,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线条的进步;前者是现实的生存的取向,后者是理想的公理的取向。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这两种标准与取向在内容上、结构上是一致的,不构成冲突。但从严复的思想努力和探索的失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标准与取向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为了国家的生存与利益,可能会牺牲文化公理与理想;为了文化公理与理想,可能会牺牲国家的生存与利益。这种矛盾,从小处讲是生存与公理的不协调,从大处讲则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冲突。 晚清自强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虽均已成为过往,但强国富民的目标依然高悬眼前,对外开放与学习西方依然是中国人始终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课题。换句话说,晚清魏源与徐继畬的两大追求,也仍然是我们今天所要践履的重要志向。检讨和反思这一段历史及思想演变历程,无论我们曾艰难曲折地经历了怎样的社会体制与历史环境变迁,但在学习西方这一点上却有一个共同的起始与归宿,即第一为了现实的国家利益,第二为了一种抽象的文化理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两大目标不断地自我冲突,相互损耗,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今天,在一个更高层的社会体制和更具综合性的观念之下,这两大目标整合出一个新的更有力的奋斗方向和发展蓝图,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这个核心价值观里面,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与富强、幸福同被尊崇,个人追求、社会发展与国家目标被笼聚于一个平台,百年中国的梦想自此开始真正展现自我实现的曙光,文化强国梦也展翅高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