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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古老封闭的中国被强行拖进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对外国列强入侵这一新的局势,中国知识阶层作出了积极回应,包括观念、认识、方法等等,汇集为两本重要著述,一是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一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这两本书并无太大区别,它们都是地理与社会知识著述,其目的是帮助当时的国人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概念,并针对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这一数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提出多种的回应方法。但如果从内容与主旨上细读之,这两本书还是有着很多细微的差别。在《海国图志》中贯穿着一条特别明显的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的意图,即要了解西方列强、学习西方列强、战胜西方列强,用原书的话来说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相比之下,徐继畬《瀛环志略》的写作虽然也有强烈的现实目的,也是为当时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而作,但具体的政治与军事需要却并没有在该书中占有什么地位。相反,该书却有一个超出当时的现实急需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文化观念的目标贯穿在其中,在写作该书的现实需求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文化的、精神的需求隐藏在该书之内。这一点正是《海国图志》所没有的。《瀛环志略》中有一段话是对美国总统华盛顿的评语:“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熊月之在记述徐继畬的这些话的后面,追加了下面一段文字:“在这段按语的手稿上,作者加以浓圈密点,特别是‘几于天下为公’六字,可以看得出,是写了圈,圈了再写的。可能在写这几个字时,颇费思索,考虑再三,最后才决定加上的。”[1](P247)。通过此种记述,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在写作这些文字时,已经把这本本意是在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述,变成了一本传达文化理想与精神憧憬之情的思想启蒙著述了。作者肯定知道书中传达的这种观念与世俗的成见有多大的差距,但他更知道这些文字的分量之重,故权衡再三,还是要把自己内心的真正想法表达出来。 正是这一深层的理念,使《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这两本书的主旨有了根本的不同:前者着重在文化取向,后者着重在现实取向;后者看重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等硬件设施,前者更看重西方的文化精神等软件优势;后者学习西方是着眼于现实生存,是为了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获得军事优势,前者则把文化精神的共同之处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是为了求得思想文化的公理。尤为重要的还是两本书贯穿着完全不同的主题,亦即向西方学习的出发点不同:在《海国图志》那里,学习西方是基于一种生存的必须,学习西方是为了战胜西方,中国与西方,不论有多少共同之处,永远是生存的竞争对手。魏源开口闭口称西方列强为“夷”,这并非简单的是对西方的蔑称,更重要的是在表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敌对关系。 《海国图志》中包含的这种对西方列强的深刻敌意,使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读者甚为反感,而中国的东邻日本却对之非常赞赏,他们不仅接受了该书传播的知识,同时接受了该书包含的理念,而日本学习西方的最重要的动机,就是基于生存的竞争需要,并且排除了其他所有干扰。把所有一切力量都汇集到一个目标,这是近代日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比之下,《瀛环志略》包含的思想远没有这么简单。从动机来讲,徐继畬与魏源本来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基于现实的需求,基于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愿望,但落脚点却大相径庭。《海国图志》是从现实出发,最后仍归结到现实;《瀛环志略》也是从现实出发,落脚点却归到思想观念与文化理想之中,由与西方的竞争与敌对关系,最后回到了共同的文化理念之中。从这一层转折之中折射出的观念就是:西方列强不仅是我们的对手,更是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导师,是思想的膜拜对象。中国与西方在表面的敌对关系背后,是更重要的文化同构关系。在这种文化同构关系之下,作者一时忘却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生存竞争关系,把学习西方上升为一种纯粹的文化需求,而不再包含现实的功利目标,而西方的优势,在作者的诠释之下,由原来的船坚炮利这些纯粹的物质主义和武器力量,变成一种道德与理想的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