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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两个问题的补证 第一个问题,当时李鸿章所用并被破译的是何种密码? 当时清政府普遍使用的官方密码是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十六年(1890)两次对原有“电信新法”(以下简称旧“新法”)电码改订而成的⑤,即俗称的“新新法”。而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1895年11月26日),总理衙门咨行各省督抚将军(同日札行各关道)称:“本衙门所刊电信新法前于光绪十四年改订,通行在案,行用已久,恐有疏漏。现在重加厘定,每部首用红字以别之,较前简便。用时起首冠以‘密红’二字,以昭慎密。相应将红字电信新法一本咨行贵大臣查收应用。”⑥此后,“密红”取代“新新法”成为最新的官方密码。 夏维奇先生根据这两份咨、札断定“密红”是1895年修订的,并认为汪凤藻、李鸿章使用并被破译的是总署认为“恐有疏漏”的“新新法”,似为有误。⑦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1895年5月30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致电部下常镇道吕海寰等人,声称接到密电,“上云系总署电信新法码”,用张处密码本译不出,询问对方有无新本。当天,吕海寰回电称:“总署电信新法,有印红字目者,系前年新订,只出使大臣处用;此本各省尚未通行,兹谨专差飞呈一本,即请留用。”⑧这里所言“总署电信新法,有印红字目者”正是“密红”。可见,“密红”是光绪十九年(1893)修订的,但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颁行各省之前仅限驻外公使与总署通信使用。吕海寰在光绪二十年四月前任总署总办章京,⑨因此手里有“密红”密码本。汪凤藻使用并被破译的,便是这种密码。 李鸿章在马关与总署通信时仍然使用“密红”。《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版,下同)所收电报(源自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上海图书馆藏件)未注明这些电报所用密码。但在时人所编《甲午战事电报录》⑩中,这些电报起首大都冠以“密红”二字,可作证明。(11)不过,李鸿章偶尔也会用其他电码与总署通信(详后)。 李鸿章和总署当时可能鉴于“密红”属于官方密码中最新最机密者,故主要使用这一密码。但“密红”毕竟已在驻外公使处使用有年,泄密的可能性很大,他们没有考虑另换一套密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另外应该指出,此前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时,日方禁止发送密电。否则的话,他们也会在日本使用“密红”与国内联络。(12) 那么,除了“密红”,李鸿章(包括其随员)在马关还用过什么密码?综合中日档案,可以知道当时至少还使用过以下几种密码: 1.“新新法”与旧“新法”。李鸿章三月十二日接到署台湾巡抚唐景崧来电,当日复电(47、48号)。中方档案未注明所用密码为何,而日方档案中有后一电的破译件,起首写明“密新”(旁有日方所作注释:“新法”)。如前所述,当时已有经“电报新法”修订而成的“新新法”,但旧“新法”偶尔仍用。鉴于后者已无所谓“密”,此电所用应是前者。盛宣怀三月初一日致电李经方(18号),则写明用“新新法”。而李鸿章三月初四日向总署电告停战条约(21号)时用的是“新法明码”。(13)既然是明码,定是旧“新法”无疑。使用该码,大概是因为电报译员熟悉内容,译电较快。(14)李鸿章显然认为,报告停战条约内容,用不着对日本人保密,即使用明码也无妨。另外,三月初一日李鸿章致电总署,报告日皇对他遇刺的态度(17号),《甲午战事电报录》所收版本无“密红”字样,用的可能也是旧“新法”。 2.“香帅东海密本”。三月十七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69号),注明“用香帅东海密本”。顾名思义,这一密码应是张之洞(号香涛)与盛宣怀(号东海)联络使用的。(15)此后盛、李的其他几次通电(见表),由盛宣怀档案可以确认,用的都是这种密码。 3.“罗道汉字密本”。李鸿章到日本后,其在天津的幕僚德璀琳曾致电随使马关的罗丰禄询问近况(3号)。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致电德璀琳(5号),表示“以后来电用密码径电我处,免疑阻”。三月十八日,李鸿章收到德璀琳复电,询问“我可用罗道汉字密本与中堂通电否”?李鸿章当日回电称“罗密本可用”(70、71号)。这里“罗道汉字密本”当指罗丰禄制订或掌管的某种密码。此后,李鸿章与德璀琳又有几次通电(见表),用的应该都是这种密码。各种史料收录的相关电报都没有任何表明密码的字样,故笔者未能确定“罗道汉字密本”究竟是何种密码。 此外,李鸿章三月十九日巳刻收到的总署来电(77号),据《甲午战事电报录》,其起首标明“密辰”。使用“辰字密本”的电报是这样开头的,但该密码光绪三十年(1904)才开始使用。(16)笔者怀疑“辰”字是“红”字之误。 第二个问题,日方是否破译了中方在马关收发的所有密电? 前表中的全部100通电报有54通可以在日方档案中找到破译件,其余46通未见。值得注意的是,观察这些电报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李鸿章与总署的往来电报大多数在日方档案可见,而其余电报基本未见。这是什么缘故呢? 一种可能性是日方尽管破译了所有密电,但在编选档案时着重保留了价值较大的李鸿章与总署往来电报。但是,其中除此之外的其他五通电报(42号邵友濂致李电,45、46号李与唐景崧来往电,72、73号李与沈能虎来往电)的价值也并不是很大。 另一种可能性是日方并未破译中方的所有密电,没有收入日方档案的一些电报,确实是未被破译的。 在此有必要对中方使用的几种密码一一进行确认。如前所述,“密红”已遭破译。当然,由于日方并未掌握“密红”的密码本,还不可能做到字字破译,日方档案的破译件中存在许多误译、漏译,但90%以上文字都已译出,一般不影响理解。 再说旧“新法”。这一电码在中国使用已逾二十年,此时毫无秘密可言,而日方也早已拿到了这种电码本。据中田敬义记载:“明治十九年发生了支那水兵在长崎骚乱的事件。其时有吴大五郎者发现了支那的电报。支那是没有字母的国家,所以把在字典里除去不常用的文字,将常用文字旁注一、二、三、四等数字用于此途。所以,这种字典虽小,却是对方的电报簿。该本在外务省有存。”(17)明治十九年(1886)“长崎事件”发生时“新新法”尚未修订,故这里提到的应该是旧“新法”。可以确定,如果中方用旧“新法”发电,日方能够一字不差地破译。 至于介于两者之间的“新新法”,如前所述,第48号电证明它也遭到了破译。由于“新新法”是在旧“新法”基础上修订的,“密红”又是在“新新法”基础上修订的,掌握了旧“新法”和“密红”的日本人自然不难破译“新新法”。 至于“香帅东海密本”和“罗道汉字密本”,目前没有史料证明日方获得了密码本或掌握了密码编排规律。也就是说,使用这两种密码的李鸿章与盛宣怀、德璀琳的往来电报,很可能未遭日方破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