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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何去何从，顿成中外关注的焦点。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和外侨以及其他相关方面首先向英美寻求支持。英、美的反应有明显不同：基于对华新政策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英国不愿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美国的表现截然不同，从“上海中立化”的建议，到试图通过民间机构介入调查“上海问题”，再到最终推动上海工部局采取聘请外部专家调查方案，美国表现出强烈的插手愿望。尽管如此，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却有一条共同底线，即放弃武力，采取开明的亲善政策。 【关 键 词】上海问题/上海自由市/上海自由港/怀特方案/上海中立化 【作者简介】王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或者具体的问题，它牵涉到各种关系，诸如地方层面的上海华洋关系、国家层面的中外关系以及国际层面上的列强之间的关系。同时，它所触及的问题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有着极为复杂的演变过程的历史问题，一定意义上说，它是近代以来中外矛盾的集中体现，或者说是中外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因此，对这一问题从多层次和多角度深入探讨，不但能够揭示历史的真相和细节，更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这一时段历史的认知和理解。目前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已涉及“上海问题”某些方面，如美国学者克利福德(Nicholas R.Clifford)关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革命起源、澳籍华裔学者冯兆基和台湾学者李仕德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英关系的研究，均从英国对华政策调整角度述及“上海问题”。①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唐启华关于北洋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和李恩涵关于国民党“革命外交”的研究亦非常有助于全面了解“上海问题”产生的背景。②本文在这些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将其置于国际格局和国内政治形势变动的大背景中，从上海租界当局、英国、美国以及民间组织太平洋关系学会互动的角度，依据英、美、日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的相关档案，揭示“上海问题”背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反映的中外关系的实质和此一时段中英、中美关系的新特点。 一 “上海问题”因中国要求废除治外法权、收回外国在华设立的租界而产生。1927年初，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推动下，武汉革命政府以武力强行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此后，随着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进，矛头似乎直指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迅即调集军队来沪，一时间上海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国民党占领上海之后，虽未强行收回租界，但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加紧与列强进行收回治外法权的谈判，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又发起收回上海租界的宣传运动。此时的英、美等列强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后文简称“工部局”)早已预感到上海公共租界(后文简称“上海租界”或“租界”)的现状不可能长久维持，租界地位迟早要发生改变。就列强而言，上海租界将来的政治地位和整个上海的未来，即所谓的“上海问题”(Shanghai Problem)如何解决，直接关系到各国在上海甚至在华的巨大既得利益，英美等列强对此自然高度关注，此后至1931年底的五年间，上海租界何去何从成为中国外交当中的突出问题，也是中外关系中一个相当敏感的政治问题。不仅如此，当时还展开了一场关于“上海问题”的起源、性质以及上海租界的出路和中国的未来等问题的国际性讨论，中外民间人士争相提出解决方案。③在1929年底上海工部局决定聘请南非法官费唐来沪调查上海租界问题之前，向英国外交部正式提交的方案就有三种④： 其一是“上海自由市”方案(Free City of Shanghai)。此方案在1927年5月以备忘录形式提交给英国外交部，方案的起草人为芬利森(Finlayson)。⑤主要内容是建议参照波兰港口城市但泽⑥的管理模式，将上海变成国联监管下的“自由市”。⑦这份方案的基石是中外合作，认为只有中外合作才能维持上海的世界工商业中心和远东贸易中心地位。但是，中外合作的前提是中国人承认外国人在上海的权利，“真诚地承认正是外国人的首创精神、外国的企业、外国的管理和外国的保护造就了今天的上海”，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规划上海的未来。方案的具体设想共有19条，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上海自由市”的版图为大上海(Greater Shanghai)，这个区域不再以租界为中心，而是以吴淞为中心，以30英里为半径。(二)中外合作管理，但应借鉴外国的市政管理经验。(三)设立国际性市政管理机构——理事会，这个机构依据国联批准的法律或规章，由中、英、美、日、法、德、意、瑞士等国籍的人士组成。各国籍代表的人数由国联根据各国的商业、资本的利益决定，在任何情况下，某一国籍代表的人数不得超过其他三个国家代表的总人数。该理事会若干年选举一次，轮流选举一个由理事会指导的类似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执行机构。(四)中立原则。自由市是商业与工业的共同体，在任何冲突中都将保持中立地位，由国联和美国担保其中立。为确保其中立地位，应增加警力，并建立一支小型、高效的军队，其军官由国联任命。(五)保留治外法权。(六)中国各级政府的税收政策不适用于租界。此外，方案还包括法庭、税收、邮政等方面的具体设想。⑧ 英国驻华外交官均不赞成自由市方案。英国驻沪领事巴顿(S.Barton)首先表示反对意见，理由是他认为这个方案完全没有可行性，因为中国的舆论不可能同意将上海置于但泽那样的地位，任何提及国联的相关建议都会被中国人当作帝国主义新的侵略企图。驻华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亦持反对意见，他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的信中，详细地阐述了反对理由：一是这个方案将涉及一个复杂的因素，即美国在上海有重要的利益，对“上海问题”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但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国，自由市方案势必将美国撇在一边。二是但泽与上海只是在表面上有点相似，实则很不同。但泽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而上海则完全属于中国，“上海问题”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中国的主权要求与外国人维持他们在此地的生活、贸易与安全的愿望之间的关系，解决“上海问题”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方案。蓝普森强调，据他的观察，无论现在上海外侨多么愿意采纳这一方案，但在目前中国人的思想状态下，这个方案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如果在租界交还中国之后，再设一个过渡阶段，让国联来控制，无论国联采取何种形式，最终都会遭到中国人的拒绝。原因是中国人会认为这个方案对中国主权和尊严造成的损害，其严重性即使不超过目前，至少也是不相上下。⑨最终这一方案未得到英国外交部的支持。不过，这一方案在上海外侨当中拥有一些支持者。1927年9月，刚从上海回到英国的戈特(Gort)爵士在与外交部官员交谈时，仍建议将上海建成但泽那样的拥有国际警备队的港口。⑩ 其二是“怀特方案”。1929年4月，英国外交部又收到了一份以备忘录形式提交的“上海问题”解决方案，备忘录的起草人为英国人怀特(Alexander Frederick Whyte)。(11)这份方案认为，眼下外国在上海的利益正处于危险境地，英国人不可避免地将会失去对上海工部局的控制。因此，当前的努力目标应是保持上海作为中外商人共同经营的安全的商业基地的地位。备忘录认为华董问题(12)是解决“上海问题”的关键，应逐步增加华董数额和工部局机构中的华人成员名额，由此训练华人参与市政管理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整体地解决“上海问题”。但是，这一方案必须在英国的支持下才可望成功，具体地说由英国牵头，在放弃一部分市政管理权力的情况下，与中国签订协议。这一协议应体现如下基本原则：一是其条款在充分承认中国人在上海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求中国人承担更大的责任；二是要由英国政府出面签订这个协议，因为英国政府有实施制裁措施的能力，而上海工部局则没有；三是要有切实有效的办法防止协议的贯彻在有效期内不受干扰。备忘录最后强调，上海的未来是一棘手问题，要想成功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勇气：“首先是必须有足够的远见展望我们真正的努力目标，并且在拟定政策过程中有足够的勇气支撑我们的判断，这判断部分依赖我们的常识，部分依赖我们的善良愿望，部分依赖运气，部分依赖在合适的时机使用武力。”其次要敢于说不害怕混乱，“一句话，我们会使用武力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13) 对这份态度强硬、音调激昂的备忘录，蓝普森评价不高，在给张伯伦的信中，他评论说假如能够同中国达成协议，怀特备忘录的总原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能否与中国人达成协议，原因是目前无法确定这个协议的底线，因为这个协议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它既能令中国人满意，又未超出英国和其他列强认为安全的范围。那么能够让中国人满意的限度在哪里?如何保障这个新协议的实施?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目前尚无良策。在此意义上，蓝普森指出怀特方案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14)英国外交部也否定了怀特方案，认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即上海问题有一个静止的解决办法”。(15) 其三是上海自由港方案(The Free Port of Shanghai)。这份方案由上海英侨戴维森(Huntley Davidson)在1929年3、4月间前往英国外交部递交。(16)这份方案建议将上海变为一个特殊的国际性区域，具体内容为：(一)设立一个国际性的管理委员会，华人在管理委员会中占一半人数；(二)自由港暂时先由国际性的守备队来保护，直至中国政府表现出履行条约义务的意图和能力，能够提供和租界时代同样的安全和信任感之时，自由港再交给中国保护；(三)除非由委员会中的外国委员提出采取积极的建设性行动，通常情况下自由港的主动权保留在中方手中。此外，备忘录还从两个方面分析此方案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其一，可以把上海从目前的中国政治争议焦点的位置中解脱出来，这将有助于稳定整个中国的形势，增强中国的温和的建设性因素的实力，并且还可以相当有效地迫使中国承担其条约义务；其二，这个方案也符合英美的既定对华政策，也就是在满足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诉求的同时，又能为中国人留出一段时间来证明其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和表现其履行义务的诚意，不仅如此，这个自由港的市政机构建立在中外合作的基础上，因此，这一机构运行后，还将成为中国人获得与外国人合作进行市政管理经验的一个良好的培训基地。(17) 戴维森此举并非个人行动，而是出于上海英国商会和上海工部局英美籍董事的支持。(18)其时，上海问题已引起相关各方和国际舆论的关注，但是英国方面一直未见有明确的表态，上海外侨和上海租界当局担忧英国在“上海问题”上采取和汉口问题同样的态度，对中国收回上海租界的要求轻易让步。因此，戴维森在与英国外交部官员韦斯利(Victor Wellesley)谈话时就特别强调目前上海工部局面临的困难，他还希望在上海租界问题上，英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上海工部局。(19)但是，令戴维森失望的是韦斯利以缺少可行性为由，明确表示不支持这个方案。(20) 至此，三份关于“上海问题”的解决方案均被英国外交部否定。这些方案的起草人身份不同，观察上海问题的角度以及解决办法的具体内容亦有所不同：自由市方案是希望国联介入；自由港方案借助英、美、法、日等在上海有重要利益的列强；怀特方案则主要依靠英国，希望英国出面牵头。三份方案中，自由市方案和怀特方案反映的是部分学院派人士的意见，他们对上海实际情况了解不深，主要从观念出发，想当然地认为可以有一套现成的解决方案。他们批评上海外侨死死抱住既得利益不放，批评英国政府在“上海问题”上不思进取，正如蓝普森所言：“这些人多在上海之外，他们的观点比中国口岸城市外侨的观点更进步，他们谴责这一随波逐流的政策，他们主张我们应该采取大胆的步骤，满足中国人的合法要求，即在工部局的管理中给予中国人公平的份额；在满足了中国人合法诉求，与中国就租界地位问题达成新的协议之后，应准备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坚持并维护这一协议，并且在必要时使用武力。”(21)自由港方案主要反映上海外侨和工部局的愿望，与自由市方案、怀特方案不同之处在于更加强烈地希望英美明确支持工部局。但是无论如何，从根本上说，三份方案更多的是共同之处： 其一，同一出发点，并指向同一目标，即维护上海的经济秩序，维持上海的繁荣，在租界交还中国之后，上海仍然是外国人可以安全居住、经商的国际性区域，由此最大限度地保护外方的利益。 其二，中外合作。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合作，更主要的是在未来的上海市政管理当中，需要中外人士的合作，而且这一合作主要目的是训练中国人进行现代市政管理的能力，为最终将管理上海的权力交还中国人做准备。 其三，希望外部力量介入，甚至以列强的武力为后盾。这主要是因为上海公共租界不具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的资格，更不具备向中国施压的实力。 因此，三份方案归结起来，即在上海租界交还中国之后，在中外合作的基础上，通过维持上海的繁荣以维护外国的利益，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诸如国联或者是英、美等列强，并且以武力为后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