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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上海问题”从中外关注的焦点位置上淡出，但是与此关系密切的上海工部局、英国和美国在“上海问题”上的反应和举措，颇令人深思。三者有同也有异。其共同之处是都认为应将租界交还中国，差异在于如何交还与何时交还。中国要求立即无条件交还租界，对此三方均不肯接受。他们希望的是渐进地交还，逐步地将租界管理权交还中国人，但是各自设想的实现途径有明显的不同： 代表上海外侨利益的上海工部局和部分国际人士希望外部力量介入，诸如国联或者列强出面，与中国政府就“上海问题”达成协议，并且这一协议隐含着这样的前提，即如果中国不遵守协议，将诉诸武力，正如英国外交部在评论戴维森的自由港计划时所指出的，“不可避免地，这个方案要靠列强一道以武力强加给中国的方式付诸实施”。(62)上海租界地位的改变，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当然首先是外侨。寻求来自母国力量的保护，是这些外侨的本能反应；以武力为后盾，则是近代以来列强处理中外关系问题的惯性思维。显然，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这些外侨不能也不愿与时俱进，他们还是沿着强权逻辑面对新问题。 美国则希望通过外部因素介入，但不主张以武力为后盾解决“上海问题”。在美国提出上海中立化建议后不久，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illings Kelogg)在致驻华公使马慕瑞的电报中就明确指示：“外交部不认为美国在中国的商业特权是通过列强的武力或者军事行动获得的。迫使中国将其贸易和商业分发给不同的国家、通过武力接管中国的版图或者是贸易方面的势力范围，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63) 英国反对外部力量介入，更反对使用武力手段，这既是英国外交官在对华新政策宣言的原则指导下审慎决策的结果，更是顺应国际格局和中国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的结果。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宣告以英国为霸主的国际殖民体系开始解体，与此相伴的是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英国深恐在中国陷入民族主义泥潭中不能自拔。此外，英国还有更深一层的担忧，即中国完全倒向苏联，因为那意味着英国失去在华乃至于远东的领导地位，并最终威胁到英国的东方帝国的存在。(64) 上海工部局、美国与英国在“上海问题”上的态度和应对举措各不相同，最终在这一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英国。这一方面与英国和上海租界的特殊关系有关；另一方面，英国的日不落帝国余威犹在，在“上海问题”的处理上，英国的态度仍然举足轻重。英国不支持外部因素介入，美国便难有作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