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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英国不同，美国在“上海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反应和举措甚至予人以急于插手“上海问题”之感。 其一，倡议上海中立化。早在1927年1月中国收回汉口租界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MacMurray)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就提出美国有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与其他列强一道防卫上海公共租界。(40)美国国务院则提出所谓“上海中立化”倡议，具体内容为：“美国希望相关列强支持这样的建议，即将上海公共租界设为非武装冲突区，控制着武装力量的相关各方应采取措施，禁止武装力量强行进入租界，甚至在邻近公共租界的地区亦不得驻扎军队。”这份建议还提出，出于对租界居民共同利益以及对美国和其他各国侨民人身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邀请有关各方保持租界的中立。更露骨的是，在这份倡议中，美国还表示愿意参与就改变公共租界地位问题而进行的友好的、有序的磋商。(41)之后，在美国国务卿授意下，助理国务卿詹森(Nelson T.Johnson)会见英国驻美大使，讨论上海形势问题。会谈中，詹森首先表示，美国国务院准备就上海公共租界中立化问题与中国相关各方沟通，在英国大使表示赞同之后，詹森表示愿意参与就上海租界未来地位问题举行的磋商。显然，詹森与英国驻美大使谈话的主要目的，是试探英国对美国这种姿态的反应。谈话中，詹森表现出对“上海问题”异乎寻常的兴趣。英国驻美大使也察觉到这一点，便说上海公共租界不是美国的。詹森立即补充道，租界与英、日、美三个列强密切相关。(42)美国的上海中立化倡议未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各方的响应，因此并未产生实际影响，但美国急于插手“上海问题”的愿望却昭然若揭。事实上，中国收回汉口、上海租界危机出现后，美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就上海租界问题主动表态的列强。 其二，试图通过民间机构以外部调查名义，插足“上海问题”。(43)所谓“外部调查”即由外部机构独立调查上海租界问题，就租界未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最初在太平洋关系学会上提出。太平洋关系学会是1925年在基督教青年会推动下成立的组织，总部设在檀香山。这个组织形式上是国际性民间组织，但实际上深受美国影响，为美国所掌控，参加历次会议的代表以美国人居多，历次会议的主席也由美国人担任。(44)在1927年太平洋关系学会举办的第二届双年会上，美国代表团成员霍恩贝克(Stanley K.Hornbeck)(45)建议对整个上海市政问题做仔细的调查研究。(46)参加会议的英国代表团主席怀特(47)和英国代表柯蒂斯(Lionel Curtis)(48)也持相近看法，并建议由外部机构调查上海租界问题。(49)这次会议之后，太平洋关系学会拟启动调查“上海问题”计划。这年11月，学会研究秘书澳大利亚人康德利夫(J.B.Condliffe)博士来华，考察调查“上海问题”的可行性。在中国考察两个多月后，康德利夫提出外部机构调查上海租界问题的条件不具备，建议学会推迟这一计划。(50)康德利夫在华期间，曾会见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就太平洋关系学会调查上海问题一事交换意见。会谈中，康德利夫提醒蓝普森说太平洋关系学会不但或多或少受美国影响和控制，而且这个学会有插手中国事务特别是“上海问题”的强烈愿望，迫切希望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51)很可能是受康德利夫意见影响，1928年2月，太平洋关系学会取消了调查上海问题的计划。(52)但是，由外部机构调查上海租界问题的思路却未被放弃，1928年夏，在霍恩贝克等人参加的在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 College)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柯蒂斯等人再次提出外部机构独立调查上海问题的建议。(5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霍恩贝克并非普通民间人士，其时已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负责人。总之，这一系列的迹象表明美国是外部调查上海问题方案的积极推动者。 其三，推动上海工部局采纳外部调查方案。美国支持的外部调查方案最终产生影响，是在上海工部局总裁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的华盛顿之行之后。1929年夏秋间，也就是在戴维森英国之行后不久，上海工部局寻求英国支持的希望已成泡影，转而寻求美国支持。新任工部局总裁费信惇利用回美度假的机会，前往华盛顿。1929年9月21日，费信惇与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和白宫官员有过非正式会谈。虽然费信惇未向外界透露此次会谈的内容，但可以肯定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上海租界问题。(54)在美期间，费信惇还会见助理国务卿詹森和霍恩贝克。他们均建议从外部聘请一个专家委员会调查“上海问题”。(55)费信惇本人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由美国返回上海后，立即向工部局总董汇报，并且敦促上海工部局采纳他的建议。随后，费信惇赴日，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在京都召开的太平洋关系学会第三届双年会。会上，费信惇正式披露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建议，上海工部局准备从外部聘请专家委员会调查上海租界问题。(56)会后，参加京都会议的英国代表访问上海，在沪期间，英国代表曾与上海工部局外籍董事商讨外部专家调查方案事宜。11月23日，英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和工部局英美籍董事议定，单独聘请一位专家而不是一个专家委员会调查上海问题，经与会的柯蒂斯推荐，工部局决定聘请时任南非法官的费唐(57)来沪调查上海租界问题。(58)12月13日，工部局正式对外发表邀请费唐法官来沪调查上海租界的声明。由此，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启动了外部调查计划。 当然，美国的外部调查方案发生影响，也与上海工部局主动寻求美国的支持有关。戴维森向英国外交部提交“自由港”计划之时，就提到他还打算向美国国务院提交这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否正式递交到美国外交部，笔者尚未查到可资证实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相关资料显示，在费信惇自美返沪后，戴维森也收到了来自美国国务院的答复，其内容与国务院给予费惇的建议完全相同。(59)因此不难看出，美国插手“上海问题”的意图和上海工部局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的想法正相契合。此外，上海工部局主动寻求美国支持，亦与费信惇个人因素有关。费信惇是美国人，长期在上海生活，担任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有相当高的威望，被认为是当时在远东最有影响的美国人。(60)在寻求美国支持的过程中，费信惇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上海工部局方面采纳美国建议的最重要的沟通者和推动者。 美国在“上海问题”上的举措似乎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至少是推动上海工部局采纳了外部调查方案。但是这一影响也很有限。1931年4月，费唐报告发布之后，中国表示坚决反对，英国反应相当冷淡，上海工部局因此不肯贸然采纳，虽然一度有聘请美国人霍兰德(Charles Howland)来沪考察费唐报告可行性的计划，但是因“一·二八”事变发生，这一计划被迫取消。(61) 可见，与英国的“上海问题”政策正好相反，美国的反应和举措不仅非常积极主动，甚至给人以莽撞冒失之感。事实上，在美国推动下的上海租界问题调查方案虽然后来正式启动，并且形成了一份卷帙浩繁的调查报告(即费唐报告)，但这份方案也是无果而终。 英美在“上海问题”上的不同反应自有其深刻原因： 其一是二者对华政策的着眼点不同，一个是守势，一个是攻势。英国在华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因此在对华关系中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不受损或尽量少受损。美国在华也拥有一定的既得利益，但远不及英国，可是一战后的美国国力大增，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在国际事务中也十分活跃，在对华问题上亦是如此。而且对美国而言，出发点是如何对中国事务产生更大的影响，目标当然是未来的潜在利益。 其二是美国国务院及其外交官对中国事务的了解，特别是对“上海问题”的复杂性的认知，似乎远不及英国外交官全面、深刻。英国是老牌帝国，是近代以来最先打开中国大门、同中国打交道的国家。美国则不同，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比较关注中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时间比英国短，经验自然不及英国，这应是英美对中国的认知程度有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明显地表现在英、美对“上海问题”所牵涉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视程度上。英国外交官认为“上海问题”是当时中英关系中最具政治性的问题，因为它触动了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即民族情感，但美国的外交官则不然，似乎一直都是孤立地看待“上海问题”。当然，英美对中国民族主义认知和重视程度不同，还同此时中国民族主义矛头所指首当其冲的是英国而非美国有关，处境不同，感受自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