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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农耕生产需要阳光雨露与肥沃土地，于是先民们有了对日月风雨与山川土地谷物的崇拜，因而中国古代有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由“天道”而“人道”，发展出“公平诚信”、“光明磊落”、“恩泽天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价值观。又如，农耕生产方式决定了初民很早就聚族定居，于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而家庭、家族、国家，始终以血缘管理、祖先崇拜为特征，进而产生了“爱家爱国”、“敬老爱幼”、“长幼有序”、“爱民如子”、“视官如父”、“和谐万邦”、“集体至上”等社会伦理观。 中国古代因天地崇拜而有“社稷”，因祖先崇拜而有“宗庙”，往往以朝廷为中心而设“左庙右社”。“庙”为祖庙、宗庙，祭拜列祖列宗，以示不忘根本。“社”为社稷、社坛，祭拜天地与谷物，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国泰民安。无论是以“社稷”为代表的天地崇拜，还是以“宗庙”为代表的祖先崇拜，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氏族、部族的生存发展。因此，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以人为本”、“一个世界”、“实用理性”、“集体主义”、“乐观向上”。这些都与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半岛等因地缘管理而有“两个世界”、“个体主义”、“罪感文化”等特征相区别。 上述关于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特点的介绍只是概括性的。这些特点是在千百年社会实践基础上经过积累、筛选、提炼、总结的过程而形成的。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由野蛮时代原始巫术图腾的普遍化，到五帝文明起源、虞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时期的原始宗教祭祀乐舞的逐步规范化，到西周初期由周公制礼作乐后的制度化，再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哲学化诸阶段。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聚成全民族共同信仰的精神家园，其能够在5000年文明史长河中独立形成并发展完善，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而民族经典在记录总结、提炼升华、传承普及、弘扬光大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无疑是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方块汉字的形成也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因农耕生产的需要，先民们特别需要观察日月天体的运行并亲近山川土地，因而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观念也反映在汉字里。考古工作者提供的最早的文字资料是距今5000年左右至40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刻划符号。大汶口文化陶器与良渚文化玉器上都在显要位置中刻有“日”、“月”组合画或“日”、“月”、“山”组合画，这应该是对天体崇拜的形象反映。又有作方形土坛、上植树木的形象，学者们考释为“封”或“社”。这显然是先民对土地、植物崇拜的形象反映。而刻有这些“日”、“月”形象与“封”、“社”土地符号的陶器与玉器都是用于宗教祭祀的。在商代甲骨文中，有专用于迎送“出日”与“入日”的祭祀仪式。汉字中从日之字特别多，诸如東、春、杲、旦、昊、晃、旭、照，等等。汉字里的“社”、“稷”两字则是先民们对土地崇拜的反映。“社”字从示从土，“稷”字从禾从田从夋。“示”表示祭祀，“夋”是农祖田神，而从“土”从“田”从“禾”，正表达了先民们祭祀土地神灵、祈求谷物生长、农业丰收的美好愿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