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的发明是为了农耕祭祀、祖先崇拜，乃至于对氏族部落起源、迁徙、变化、壮大的记录。先民们通过对集体祭祀与部族历史的记录进而表达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这样就形成了中华民族慎终追远、借史资政、叙史明志的优良传统。民族经典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例如，孔子整理的儒家六经之首《周易》，其开首的“乾”、“坤”两卦便是对天地崇拜的概括总结。而六经之二《尚书》的开篇《尧典》便是有关“观象授时”、“教民稼穑”的记录。六经之三《诗经》中的《大雅》与“三颂”，则有大量关于商周民族发展史及其祖庙祭祀的史诗演唱。 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屈原、荀子、韩非等人为代表的诸子百家，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纷纷发表议论，著书立说。他们的著作既总结了其前2000多年农耕文明的社会实践，又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宇宙自然、社会道德、人性修养方面的理论思考与精神分析。 秦汉时期，随着多部族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开始综合先秦各家思想；后来，董仲舒又从哲学高度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综合道家、法家、阴阳家之所长，而形成了新的综合思想体系；司马迁的《史记》则从史学高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炎帝、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3000年的文明史作了全面的记录与评判。 总之，由文字而典籍，由口传古史古训到六经编录，由诸子百家到《史记》、《汉书》。先秦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文典籍对此前3000年来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文化作了文字上的全面记录、史学上的系统总结和哲学上的深刻提炼。这种汉文典籍，作为精英文化，由历代政府的倡导推广而普及于民间，从而影响了此后中华文明2000多年的发展。 阅读民族经典，为实现中国梦增强精神力量 汉代以后，历代政府均重视借史资政而有“官修史书”的传统，继《史记》、《汉书》而有《后汉书》、《三国志》直到《明史》二十四部正史；经学方面，则在先秦六经之《诗》、《书》、《易》之外，《礼》演变成“三礼”，《春秋》演变成“三传”，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乐经》在秦汉时亡佚），到宋代形成了官修十三经注疏，成为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考核依据。历代士大夫则以经史为立身行事之准则，“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而不断有时论政议等子书问世，如韩愈《昌黎先生集》、柳宗元《河东先生集》、李贽《焚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或抒情述志而有汉魏乐府、南北朝志人志怪、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为古代文化典籍之经、史、子、集四大类。清代乾隆年间，编集《四库全书》，收天下汉文精华典籍近八万卷。 (责任编辑：admin) |